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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圣经》描述说,人类是上帝创造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变化是在上帝支配之下的。基督教教父奥古斯丁就把全部社会历史说成是上帝信徒和魔鬼信徒之间斗争的历史,斗争的结局是上帝的信徒取胜,并且在地上建立起永恒的王国,因此世俗统治者就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 在中国古代有许多关于部落首领的传说。传说中这些部落首领本人如果不是神,就是神的儿子,或者既是神,又是神的儿子。这些首领之所以成为神,是因为他们在治水、耕稼和牧畜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例如,跟尧舜同时的禹就是这样。传说中,禹的出生是一个奇迹。相传,禹的母亲叫修己。她吞了薏苡,就生了禹。一说是,禹的父亲鲧,死了三年,尸体不腐。有人用刀把尸体剖开,禹就出世了。总之,无论按哪一说法,禹都非由父母配合而生,而另有神奇的诞生的经历。禹受舜的任命,负责治理洪水,协同兄弟部落共同工作。他接受了筑堤防水的失败教训,重视了水向下流的性质,主要是采用疏导的方法去治水,按照地势的高下,把漫溢的洪水分别引入了一定的水道,使大家脱离了严重的水害,得以在平地上安居下来。他还带领大家开沟渠,便利了农业生产。在他治水的13年间,曾三过家门而不入,无论风里雨里,都在劳动,手脚上都起满了茧子。传说,为了开通水路,他把神物应龙调来协助;为了要开辟一条施工困难的山路,他自己化身为熊,做了人所不能完成的工作。他的卓越的贡献,受到人们的尊敬,被称为“大禹”,尊为社神。他治水的故事,像生了翅膀一样,超越了部落的界限,为很多地方的人所称道。
在原始社会,因为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产品没有剩余,没有私有财产,人类也没有私有观念。人们只有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才能维持生存。从农业革命起,社会产品有了剩余,这就为私有制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氏族内部的首长和家族长利用自己对公共财产的管理和分配权,或利用对外交换产品的方便,把一些集体的财富攫为己有。游牧部落中的畜群最早变为私有财产,产生私有经济。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后,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原先以物换物时,人们没有价值的观念,没有要求被交换的物品在价值上应相等。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日趋专门化,交换的东西越来越多,交换不仅仅局限于双方,有时还涉及第三、第四方,为了使交换的各方都能获得需要的物品,出现了等价交换物。最初的等价交换物,是在某一地区内大家公认的牲畜或某种物品,如金属、贝壳、盐等。后来有了货币。接着出现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商品生产和商人的活动加速了私有制的发展。随着私有制的出现,阶级也产生了。为了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产品,减轻自己的劳动,人们要求吸收新的劳动力。人们不再把战争中的俘虏杀死,而是把他们变成奴隶。起初,奴隶只是生产劳动中的助手,是集体的财产,待遇和主人也不是相差很大。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人的劳动力价值的提高,奴隶劳动在生产中的地位上升,主人对奴隶的剥削和奴役也愈益加重,奴隶被成批赶到田野和工场去劳动。奴隶制成为社会制度的一个本质的组成部分。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两大基本传统道德行为准则之一,另一个基本传统道德行为准则是忠。几千年来,把忠孝视为天性,甚至作为区别人与禽兽的标志。忠孝是圣人提出的,却不是圣人想出来的。它是中国古代长期社会实践的历史产物。从秦汉开始,中国就建立了多民族统一的大国,建成它并维护它要有两条保证。第一条,要保持对广土众民的大国高度集权的有效统治;第二条,要使生活在最基层的个体农民,安居乐业,从事生产。高度集中的政权与极端分散的农民双方要互相配合,减少对立,在统一的国家协调下,才能从事大规模跨地区的工程建设、文化建设,防止内战,抵御外患,救灾防灾。个体农民从中受到实惠,则天下太平。农业生产是中国古代社会根据自然环境的合理选择。家庭是中国古代一家一户的基层生产组织,从而构成社会的基本细胞。小农生产的家庭对国家有纳税的义务,国家有保护小农的责任。“国”与“家”的关系协调得好,则天下治,反之则乱。保证实现国家、君主有效统治的最高原则是“忠”;巩固基层社会秩序,增加乡党邻里和睦,父子孝慈的最高原则是“孝”。相传古代圣王多是造福氏族的领袖。国家组织被看做氏族组织的扩大。中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的细胞是家庭,因而,忠孝二者相较,孝比忠更基本。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新技术革命的直接推动下,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再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世界工业生产在19世纪最后30年增加了几乎4倍,到20世纪初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终于确立了以重工业为核心的产业结构和电力技术体系,人类开始从纺织时代进入钢铁时代,从蒸汽时代进入电力时代。一个由一系列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国家构成的资本主义工业世界也随之崛起。第二次工业革命不仅引起了近代生产力的又一次突破性发展,而且引起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重大变动,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导致了垄断制度的普遍确立。第二次工业革命也在生产管理方面引起了深刻的变革,科学化的管理开始兴起。19世纪末,美国的泰罗开始提倡“劳动科学组织”,发明了“泰罗制”的科学化管理方法,使劳动生产率有了很大提高。20世纪初,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亨利·福特又提出了“大规模生产”的新管理概念。他说:“大规模生产,就是把动力、准确性、经济性、系统性、连续性和高速运转等原则集中地运用到制造一种产品的生产方面……其结果就会有这样一种生产组织:用最低限度的成本,大量生产出按标准化设计、标准化工艺和标准化材料制造的有用商品。”为了实现“大规模生产”,福特在自己的工厂内推行“流动生产线制度”,使制造一部老型汽车的时间,从12小时零8分钟减少到2小时35分钟,从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首先从农村开始。随着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通知的贯彻,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迅速由1980年占全国生产队的50%上升到1982年6月占全国生产队86.7%的规模。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合作经济新体制代替旧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趋势,已经势不可挡。农业体制改革冲破重重阻力,迅猛地向前发展。以包产、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制,在更深的层次和更广泛的规模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改变了农村的落后面貌,这一成效首先在落后地区表现出来。如历史上以穷困逃荒要饭的人多而闻名全国的安徽省凤阳县,1979年,该县实行大包干到组的生产责任制,粮食生产有了明显的增长。1980年实行大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粮食生产猛增至5.02亿斤。在包干到户责任制的推动下,1981年粮食产量又增至6.7亿斤,1982粮食产量达到7.15亿斤。三年三大步的结果,出现了农民自己拉着粮食往外省去卖的情景。凤阳农民在温饱之余之后,就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水利、电力、公路、绿化带、住宅、文教、科技、小城镇等八大建设。“粮满仓,鱼满塘,处处盖新房;生活城市化,饮食多样化,青年有文化”,成为凤阳新生活的生动写照。
秦末农民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农民战争。战国末年,经过多年 的兼并战争,秦国消灭六国,统一天下,诸侯割据的分裂局面被统一的秦王朝所取代。然而,秦始皇在兼并六国之后没有重视与民休息,稳定社会,恢复经济。还在兼并战争的过程中,他就让人图写六国的宫殿建筑式样并在咸阳仿造,达二三百座,又兴建规模宏大的阿房宫和豪华的骊山陵墓。他还筑长城、修驰道,对匈奴、南越大举用兵,虽然对巩固全国的统一有积极作用,但因旷日持久地耗费大量人力和财力,不仅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而且使广大农民无暇从事生产,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造成“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馈,女子纺绩不足于盖形”的局面。与此同时,秦王朝还制定了严刑酷法来统治人民,人们动辄触犯刑律,罪人、刑徒多至数十万、上百万。原东方六国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更为深重。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公元前206年10月,刘邦的军队进抵墙上,秦王子婴奉皇帝符玺向刘邦投降,秦朝灭亡。这次大起义打击了封建割据势力,有助于国家的统一和发展。后来,西汉初年的统治者认识到,严酷的刑罚和繁重的徭役、兵役是秦灭亡的原因,慑于秦末农民起义的强大威力,他们在重建封建国家时对生产关系作了一些调整,在租税、徭役、刑罚三个方面采取了一些较缓和的措施,使得汉初的封建剥削和压迫较之秦朝来说,确实是减缓了一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