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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倘若走马看花,如某同志所谓“到处只问一下子”,那便是一辈子也不能了解问题的深处。这种研究方法是显然不对的。 寻乌的许多市场中,由于机会的便利,特为把寻乌城这个市场拿了来观察一番。 说到寻乌城这个市场,真是不胜今昔之感。从前时候寻乌城的生意,比现在寻乌城的要大一倍。光绪二十七八年为最旺盛,那时候不但北半县的澄江、吉潭要到寻乌城来办货,就是南半县的篁乡、留车甚至平远县的八尺也到寻乌城来办货。这是因为前清时候赣州的货物经过寻乌销往东江,东江也还要买赣州的货,留车等地更不消说,因此中站地位的寻乌城的生意,当然便发达了。自从梅县的洋货生意和兴宁的布匹生意发展了,便把赣州的土制货色的生意夺了去,不但东江以至八尺都不到寻乌城办货了,南半县的留车等地也不到寻乌城办货了。再则光绪二十七八年前还是所谓“功名顶戴”时代,还没有行新政,县城生意的大宗是赣州来的绸缎。那时以后时局变化,绸缎的需要减少,直到民国元年废除“功名顶戴”,绸缎几乎全废,县城生意就大大衰败下来。寻乌城是这样一个手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表演了剧烈的荣枯得失的地方,怎么不值得我们注意呢?还有,寻乌城至今还是一个不定期的店铺交易和定期的圩场交易并行着的地方,它约有二千七百人口,一道坚城的内外,表现它那寂寞的情调,除非到一、四、七的圩期,才临时地热闹几小时,这不又是一件很好的资料吗? 下面是从各种货物去剖解这个城的生活情况和组织内容。 (2)盐 本城的一切货物,大都是销向城区的东西南北四厢和三水区的三标、水源两堡这个区域里的,别的地方很少到本城买东西。惟独盐是例外。盐的大部是销往安远、信丰,小部才销在城区、三标。又因为它是日用品,所以它是城里生意的第一大宗。城内有五家盐店,每家每年多的做得两万元生意,少的也做得六七千元生意,五家共合一年可做十万元生意。 盐分潮盐、惠盐。潮盐好,但贵,每元(小洋)买十斤到十一斤。潮盐色青黑,清洁能防腐。惠盐色白,但质差味淡,因之价也较贱,每元能买十六七斤。要是贪便宜的人才吃惠盐。寻乌的盐,历来是潮盐多,惠盐少。 开潮盐行的,本地籍二家(汇通、新发昌),平远籍一家(韩祥盛),万安籍一家(周裕昌),泰和与本地合开一家(万丰兴)。汇通有本三千元,算最大。周裕昌先前有本二千元,去年因做纸生意被匪劫失本九百多元,现只存千元左右了。以上两家都开了二十多年了。第三家要算韩祥盛,本约七百元,开了十几年。第四家万丰兴,两百块钱进店,开了四年,现有本四五百元了。第五是新发昌,开了十多年,拉拉扯扯不上一百元本。 汇通店主钟周瑞是个地主(开盐行的只有他是地主)。店子开在东门城内,家住在南门城外。有二百二十石谷田,每年收获两季,每季出谷二百二十担,一季完全交租,一季农民得着。他家里有个老婆,三个奶子(儿子),三个新妇(媳妇),一个等郎嫂(买来的,五岁了,因为她现在并没有郎,还要等着她老板娘把郎生下来,故叫等郎嫂,别处叫做童养媳),连他自己,共九个人吃饭。没有雇店员。他自己指挥他的奶子、新妇做事。这是城里第一个“资本家”。 韩祥盛,平远八尺人,自己两公婆,一个奶子,三个人吃饭。没有请店工。每年能赚些钱。 新发昌,主人叫邝明奎,车头人,是个前清的文秀才。他开了十多年店,几十块钱做生意,两公婆又一儿子吃饭。因他办事公平,做了两次商会长,前清一届做两年,去年到现在又是他,六十几岁的白头老人家。 (3)杂货 大的上十家,连同小的共十六七家杂货店。志成(兴宁人)、纶泰兴(吉安人)、义泰兴(吉安人一、本地人一合股)、义成、潘月利、王润祥、潘登记、祥兴、永源金(以上六家均兴宁人)、均益(挑担子出身,本地人)、骆晋丰(本地人,杂货商人中只有他是个地主,收租三百担)、范顺昌(福建人)、黄裕丰(福建人)这十三家,就是大一点的杂货店。其中黄裕丰以黄烟、纸张为主要生意。其他都是以布匹为主要生意。次于布匹就是洋货生意。这个小小市场竟什么洋货也有卖,略举之有一百三十一种: 牙粉、牙刷、胶底鞋、皮鞋、套鞋、运动鞋、拖鞋、铅笔、钢笔(自来水笔)、粉笔、天然墨、毛笔、墨盘(砚池)、墨湖(墨盒)、笔套、笔架、浆糊、练习本、印色、原纸、油墨、教科书(没有单独的书店,附在杂货店卖)、字画、小手巾、肥皂、香碱、花露水、花露精、毛面巾、洋袜子、洋瓷面盆、洋瓷碗、洋瓷水角(把碗)、生发油、生发膏、手袜子(手套)、胭脂、围巾、大小梳子、水粉、雪花膏、电筒、电土(电油[10])、洋火、香烟(有金字、中国、三炮台、哈德门、扇美各种,以金字、中国两种销得较多)、麻姑烟、烟嘴、洋遮(洋伞)、草帽、礼帽、洋瓷茶杯、文明帽、洋毡、棉毯、球被(毛毯子)、绒线帽(小儿用)、夜帽、木棉枕、皮枕、中山扣、白骨扣、乌骨扣、海螺扣、阴阳扣、宽紧带、吊带、丝裤带、洋裤带、爽身粉、汗衫、扇子(乌纸扇、白纸扇)、钟、表、叫人钟、信纸、信封、日记册、镜子、眼镜、洋刀子、儿童玩具(小洋枪、火车、不倒翁、人公子、小皮球、哨子,此外还有很多)、德国响刀、安全刀、挥剪、毛剪(以上四种均剃头用)、皮夹子(皮箱子)、藤夹子(藤箱子)、洋靛(蓝的)、染布用颜料(洋红、乌粉、灰粉、品洋)、铜锁、铜番锁、铁锁、铁番锁、铜帐钩、骨帐钩、洋油、马灯、不灯(即草灯)、宝盖灯、洋瓷桌灯、莲花宝盖灯、三练洋灯、四方带灯、六角带灯、圆火带、扁火带(以上两种均点灯用)、骨筷、漆筷、算盘、水烟筒、杆子烟筒、洋钉、铜煲(烧茶用)、轻铁锅子、轻铁盘子、轻铁调羹、明瓦、各种瓷器、骨牌、麻雀牌、枣子、泡圆、各种罐头(牛肉、杂菜、鸭肉、冬笋、批把、沙梨、荔枝、龙眼、菠萝、牛奶)、对联、洋蜡烛、白洋蜡、葡萄干、洋线、铅线、铁线、墨水。 以上一百三十一种,商人都叫作“洋货”,在杂货店里出卖。其中打横画的二十三种是销数较多的,没有打横画的各种销数都少。一百三十一种中有一百十八种是从梅县及兴宁来的,梅县来的占最大多数,只有洋袜子、围巾等织造品大部分是从兴宁来的。明瓦、对联二种完全从赣州来。皮枕、信纸、信封、铜煲、洋油、扇子、水烟筒、毛笔八种,梅县、赣州两处都有来。皮枕、信纸、信封、瓷器、扇子、水烟筒,赣州货不但占多数,而且比较好。信纸、信封,赣州的是本国纸制的,梅县的是用洋纸制的。洋油、纸烟则广东来多,赣州来少。纸烟是梅县、兴宁、赣州三处来。毛笔亦赣州来多,梅县的只有很少一点。 为杂货店里的次要生意的洋货已如上面所述,下面再说杂货店里的主要生意——布匹。 布匹有土布(青、白、花、灰、红、绿、柳条各种),竹布(蓝、白、灰、乌、红、光、青、印花各种),竹纱(白、灰、乌、蓝、柳条、靛各种),绸缎(各种华丝葛、各种纺绸、薯莨绸、香云纱),呢绒(厚呢、粗呢、镜面呢),夏布(白、蓝、乌、机白、波心各种)。土布是中国人用洋纱制造,从兴宁来。竹布、竹纱都叫洋布,从香港走梅县来。绸缎中华丝葛、纺绸从杭州走赣州、梅县两路来,寻乌女人买来织头帕,这种头帕每个女人都有。全城布匹生意每年约值十万元,销地是城区和三标。 杂货店里除布匹、洋货二个大宗外,还附带出卖黄烟、糕饼和【缺少答案,请补充】
以下是对寻乌商业情况的调查内容,请结合材料回答相关问题: ### 一、洋货与杂货店 1. **洋货情况**:杂货店里出卖的“洋货”共一百三十一种,商人称作“洋货”。其中打横画的二十三种销数较多,无打横画的销数都少。货源方面,一百三十一种中有一百十八种从梅县及兴宁来,梅县来的占最大多数;洋袜子、围巾等织造品大部分从兴宁来;明瓦、对联两种完全从赣州来;皮枕、信纸、信封、铜煲、洋油、扇子、水烟筒、毛笔八种,梅县、赣州两处都有来,其中皮枕、信纸、信封、瓷器、扇子、水烟筒,赣州货不但占多数,而且比较好;信纸、信封,赣州的是本国纸制的,梅县的是用洋纸制的;洋油、纸烟则广东来多,赣州来少;纸烟是梅县、兴宁、赣州三处来;毛笔亦赣州来多,梅县的只有很少一点。 2. **布匹生意**:杂货店主要生意为布匹,品类有土布(青、白、花、灰、红、绿、柳条等)、竹布(蓝、白、灰、乌、红、光、青、印花等)、竹纱(白、灰、乌、蓝、柳条、靛等)、绸缎(各种华丝葛、各种纺绸、薯莨绸、香云纱)、呢绒(厚呢、粗呢、镜面呢)、夏布(白、蓝、乌、机白、波心等)。货源上,土布由中国人用洋纱制造,从兴宁来;竹布、竹纱(洋布)从香港走梅县来;绸缎中华丝葛、纺绸从杭州走赣州、梅县两路来,寻乌女人买来织头帕(每个女人都有头帕)。全城布匹生意每年约值十万元,销地为城区和三标。 3. **其他生意**:杂货店里除布匹、洋货外,附带出卖黄烟、糕饼、香纸蜡烛,搭卖零油零盐。 4. **生意规模**:前清城内杂货生意每年总计十五万元上下,现今十二万元上下。十二万元分配为:布匹八万余元(土布七万元,洋布一万元,呢绒二千元,夏布千余元),洋货二万元,黄烟一万元上下,糕饼四百元上下(两家附带卖),香纸爆竹五百元上下(卖香纸二家、卖爆竹十三家)。 5. **杂货店详情**: - 陈志成(兴宁人):县城、吉潭、澄江各开一店,县城店本钱三千元(自有千把元,余为借),每年利息九百,赚得利息为止,本人嫖赌。 - 纶泰兴:三个份子,本钱二千元,年赚三四百元。 - 义泰兴:三个份子,千多元本,年赚一二百元。 - 罗义成(兴宁人):一人开,千多元本,年赚四五百元,节俭,早年挑糖箩子敲糖换荒货起家,开杂货店十余年。 - 郭怡和(万安人):本钱百多块,卖黄烟、纸烟等,生意仅敷开销。光绪时生意盛(本三千元,缴货五六千元),后因经济变化、遭抢衰落,做过两任商会会长。 - 店员制度:学徒出师帮做一年(无薪,老板给衣服、盘费礼物),后有薪俸逐年增,忠实“先生”可交托生意分红利,靠不住者因嫖赌不被交托。 ### 二、油行 油是第三门生意,从门岭、安远来,销城区、篁乡、三标。仅一家油行(刘福兴),领“帖”代客买卖,抽行佣。十一二月大圩(逢一)每圩百担,小圩(逢四、七)三几十担,全年约一千三百担,抽佣约二百六十元。“帖”从南昌省政府领,县公事办理,百块领帖费+五块手续费,八年有效,盐行、豆行、牛行亦需领帖。 ### 三、豆行 仅一个行(城隍庙公地),何子贞(寻乌反动首领)民国十六年领帖开。十一二月大圩,全年约一千担,抽佣每担两升(约抽百分之四),年抽三百元。何子贞经历:平远中学、河南矿务学校毕业,当小学教师,与“合作社派”冲突,二三五暴动后恢复势力镇压革命派,发了财买田地。 ### 四、屠坊 三个案(刘奀二、陈老二、刘世清),街边无屠店,买猪不现钱,杀猪后付钱。平均日杀两猪,年杀七万二千斤,每斤赚三分,年赚二千一百六十元,需“出很多的钱”。【缺少答案,请补充】
以下是关于寻乌县部分商业行业的情况描述,请结合材料回答相关问题: (5)豆 也只一个行,没有店,城隍庙公地上买卖。何子贞是个公安局长,近来做警察队长,寻乌的反动首领。他在民国十六年领了张帖子开豆行。生意也是十一二月顶大门,两个月有八百担。全年约共一千担,一担(一担五斗,一斗十升)豆子抽行佣两升,每担豆价七元五毛(每升一毛半),约计抽去百分之四,每年可抽行佣三百元。何子贞是本城人,住在东门外,小时很苦,平远中学毕业,河南矿务学校读了两年,回来当小学教师,当了八九年,古柏、潘丽都是他的学生。民国十六年清党前后,古、潘等领导的“合作社派”,和何子贞领导的“新寻派”发生冲突。民国十六年四月打一仗。民国十七年,三二五暴动把何子贞赶跑。四月,何子贞恢复势力,大出头,大罚革命派的款子,后来又做公安局长、警察队长,渐渐发了些财,在近郊买了田地。他在民国十四年以前,即没有与合作社派冲突以前,是代表商业资本势力的,起始组织“留粤学友会”,开办平民义学,时在民国十年。民国十四年六月,合作社派在县城开大会,革命派势力长起来,何便与封建豪绅妥协,并且取得了对封建派的领导地位,成为寻乌最恶劣的反动首领。这次红军到寻乌,他才率领警察队(靖卫团[14])逃往项山。 (6)屠坊 只有三个案,摆在街边,没有屠店。三个案是刘癸二、陈老二、刘世渭。刘癸二从前有百把元本,现在了了(了了即没有了)。陈老二、刘世渭也完全没有本钱,因为买猪不必要现钱,猪杀了后收了钱再付猪价,有信用便行。平均每天杀两个猪,每猪一百斤,每年杀猪七万二千斤。拿现时说,买猪进来每斤二毛半,卖肉出去每斤二毛八,每斤赚三分,全年可赚二千一百六十元,是个不恶的生意。但要出很多的屠宰税,从前三家每月出税百元,每年一千二百元。近因生意较淡,只出一千元,每家也要出三百多元。因为三家包缴屠宰税,所以三家人以外什么人也不能杀猪卖,除非自己吃便罢。红军入城后,由三案增加到七八案,销路大增。税又不要,赚了一个就是一个,屠户人人欢喜。肉价,红军未来前每斤三毛二,现在每斤二毛八。 (7)酒 陈贵和、高元利、元利栈、周裕昌、刘双盛、凌文盛、彭同孚这七家是较大的酒店,范广昌、邝洪盛、骆得利是小酒店。周裕昌(吉安人)、高元利(吉安人)、刘双盛(本地人)、陈贵和四家是最大的,本钱都不出百元。凌文盛(本地人)、元利栈(吉安人)、彭同孚每家不过四五十元。以上七家都是卖糯米做的甜酒,叫做水酒,因为色黄,也叫黄酒。这是农民和城市贫民一般喜欢喝的,因它味醇,也吃不坏人,又较便宜的原故。分为“双酒”、“单酒”(只城里这样称呼,乡下不说双单而说“好”“淡”),双酒酒娘多。卖酒以壶算不以斤算。双酒十八个铜板一壶,是黄酒中最好的,普通人家请客才吃;但也有自己一日三餐吃的,那些酒鬼们每餐喝一点,他就不吃饭也做得。单酒十个铜板一壶,口渴了,贫民买了当茶吃。双酒生意比单酒大。范广昌、邝洪盛、骆得利三家均本城人,本钱都不过十把块钱,卖的都是白酒。还有周裕昌卖的也有白酒。这种酒用黏米做,味较黄酒烈,出卖不讲壶,零卖两个铜板一杯,趸卖一毛六分一斤。白酒生意比黄酒少,黄酒约九成,白酒约一成。不论黄白,凡属做酒生意,他的目的并不全在酒,拿了酒糟供猪(喂猪),是他更重要的目的。自己的猪吃不完,拿了发卖,两个铜板一小碗。黄酒店最好的时节(三月至八月口渴时节)每店每天能卖五块钱,平常时节(九月至二月)每天能卖两块钱。黄酒店每家每年可做一千零二十元生意,七家共计七千多块钱生意。白酒店热季半年,每天每家收一块钱,凉季半年,每天只得五毛子,每家全年二百七十元,四家共只有一千元上下。 酒税是非出不可的。看生意大小,大酒店每月约四毛,小酒店每月二毛,一毛五的也有。 (8)水货 水货店里的东西多得很呀,“山珍海错”就是它们的标语。水货商人的荣枯得失,亦是颇饶兴味的。下面先举出各样的品类,次观察他们的得失。 咸鱼第一大门。桂花鱼、青鳞子、海鸟头、海鲈、剥皮鱼、石头鱼、金瓜子、黄鱼、金线鱼、圆鲫鱼、大眼鲢、拿尾子(身大尾小)、鞋底鱼(即“并背罗食使”,只有一侧有眼睛,要两鱼并走才能觅食,故普通指人互相倚靠做事谓之“并背罗食使”,就是拿了这种鱼做比喻的)、角鱼子(头上有两个角),都是咸鱼类,一概从潮汕来。 海带 第二大门。有青带、海带两种。青带亦名赣带,最好,赣州来。海带少于青带,货较次,价钱较贱,梅县来。年销千多斤,两毛子一斤。 糖 也是水货店里出卖,第三大门。分为白糖、黄糖、冰糖、橘饼各种。白糖中有雪粉,看是好看,不甜,梅县来;有粗白,很甜,惠州来;有糜白,中庄货,惠州来。三种都是洋糖,一毛七八一斤。黄糖中有芋头糖,一团一团的,梅县来;有片糖,一片一片的,最好,惠州来;有散沙糖,掺有沙子,最差,惠州来。过去是黄糖便宜白糖贵,现在是黄糖贵白糖便宜。黄糖过去不过一毛六子一斤,现在涨到二毛四五了。过去白糖二毛六七子一斤,现在跌到一毛七八了。黄糖都是土糖,白糖都是洋糖。本城白糖每年销千多斤,黄糖销六七千斤(只冬季有来)。因为黄糖更甜,所以比白糖销得多。冰糖从梅县来,年仅销几十斤,两毛多子一斤,属洋糖。橘饼,梅县来,年销二三十斤,三毛子一斤。 以上各种糖中,以片糖销数为最大门,因为做米果要用它,过年时候不论城、乡、贫、富,家家都要做米果。 豆粉 第四大门。筠门岭来的多,他县来的也有。番薯做的,还是粉,没有成条子,做肉丸等用。年销几千斤,一毛五六子一斤。 猪皮 第五大门。普通席面用碗猪皮做假鱼肚。梅县来。年销千把斤,一毛子三两,每斤五毛半。 闽笋 从梅县、安远两条路来,“闽笋”是个名而已。第六大门。不但酒席用它,普通亦作粗菜吃,特别是割禾莳田时候。寻乌自己本有些笋子,三四月间农民挑了卖到梅县去,七八月后寻乌人要用,又零零碎碎从梅县买了来。年销五六百斤,二毛三四一斤。 鱿鱼 办酒席就要用,普通也要。第七大门。梅县来。年用三五百斤,每斤七八毛。 豆豉 年销三千斤内外,一毛四子一斤。寻乌人也会做,做了熬酱油,没出卖的。差不多家家要吃,放点油到里面蒸一碗吃得几餐,人家省吃省用,往往这样做。 面灰 即面粉,梅县来,洋面粉多。做包子,做饺子,做面条,做糕饼,都要用它。尤其是糕饼用面最多:蛋饼、提糖饼、有饼(“有”,当地读胖,意曰里面是空的)、五仁饼、猪油饼都是面做的。两毛子一斤,年用百包上下。 洋蜡 一块一块的白东西。二毛五六一斤,每年销四五百斤。 玉粉 又名西粉,番薯做成的,和豆粉不同就是它已造成了条子。梅县方面来。普通人都吃它。一毛子半斤左右,年销六七百斤。 以上十一门是比较用得多的,以下各门都用得少。 盖市 鱿鱼里的一种,即是最好的鱿鱼,请上客才用它。梅县来。用得不多,每年三两百块钱生意。普通的鱿鱼叫“洋鱿鱼”。 菜莆 就是芜菁,和萝卜相像,腌了的。走信丰来。每年销得三两百斤,端午过了才有卖,八月一过就没有来了。两毛子一斤,比西粉贵一点。 鱼翅 四毛子一两,用得很少,每年只要一二十斤。 海参 每年用三两百斤,比鱼翅生意大得多,每斤二元八九毛。 鱼肚 用三两百斤,价和海参差不多。普通席面用了海参必定要用鱼肚,便不用假鱼肚的猪皮了。 墨鱼 只用四五十斤,每斤价七八毛,同鱿鱼差不多。 珧柱 销二十斤上下,十二三毛一斤。 贡鱼干 仅销十斤八斤,每斤价二毛。过去可销七八十斤。 大虾 销七八十斤,每斤六毛。大虾并不是很大的虾,它的名字又叫“虾米”,不比“潮虾”有四两一个的。 虾壳 极小的虾子压扁起来好像虾皮一样,叫做虾壳。销得百多斤。过年过节家家要镶豆腐——把豆腐挖一个口,把猪肉、鱼子、香菇连同虾壳,或更加入些蒜子和韭菜,剁成碎酱塞了进去,叫做镶豆腐。虾壳价每斤一毛多。 蜇皮 三毛子一斤,销不大,每年二三十斤。 淡菜 大的叫做“蚝鼓”,又叫“西利”。淡菜年销四五十斤,三毛多子一斤。西利本城没有卖。 天青 一种海鱼,大的有扇子大一个。本城少卖。 以上盖市到天青各种都是海菜,从潮汕来。 金针菜 即黄花,两毛子一斤,年销四五十斤。 云耳 销四五十斤,十毛子一斤,光绪年间每斤不过五毛子,涨了一个对倍。梅县来。 香菇 销百把斤。冬菇较好,两块零钱一斤。春菇较坏,一块二三毛一斤。本地出产。 冬菜 白菜制成罐头,过去走天津来,近来梅县也可以造了。销得百多罐,每罐四毛。 腐竹 豆腐皮卷成条子,两毛多钱一斤,销四五十斤。兴宁来。 豆腐霉 即腐乳,梅县来。豆腐浆、芋子、面粉三样东西做成,与普通人家用豆腐干做的不同。【缺少答案,请补充】
寻乌的商业情况(水货店、药材店等)如下: ### 水货店生意 - **海菜、干货类**:海参每年用三两百斤,每斤二元八九毛;鱼肚用三两百斤,价与海参相近;墨鱼用四五十斤,每斤七八毛;珧柱销二十斤上下,十二三毛一斤;贡鱼干仅销十斤八斤,每斤二毛(过去销七八十斤);大虾销七八十斤,每斤六毛(又名“虾米”,小于“潮虾”);虾壳销百多斤,每斤一毛多(过年过节用于“镶豆腐”);蜇皮三毛子一斤,年销二三十斤;淡菜(大的叫“蚝鼓”“西利”)年销四五十斤,三毛多子一斤(西利本城无卖);天青(海鱼)本城少卖。以上海菜均从潮汕来。 - **干货、调料类**:金针菜(黄花)两毛子一斤,年销四五十斤;云耳销四五十斤,十毛子一斤(光绪年间五毛,涨一倍,梅县来);香菇销百把斤,冬菇两块零钱一斤,春菇一块二三毛一斤(本地出产);冬菜(白菜罐头)销百多罐,每罐四毛(过去天津来,现梅县可造);腐竹两毛多钱一斤,销四五十斤(兴宁来);豆腐霉(腐乳)梅县来,由豆腐浆、芋子、面粉制成(与普通腐乳不同);胡椒(白胡椒)销十把斤,十二毛子一斤(光绪年间四毛,涨两倍),乌胡椒销二三十斤,五六毛子一斤(光绪年间两毛多,均外国来);榄豉年销十多斤,每斤二毛多(生橄榄煮熟去核发霉制成,寻乌叫榄角,梅县叫榄豉);酱油本地、门岭均有生产,小黄豆蒸熟晒半干发霉后煮制(煮水加香料盐成酱油,煮豆成豆鼓,好豆鼓未滤酱油),豆鼓每月销二三百斤,年销三千多斤,每斤一毛四;酱油年销三几百斤,每斤一毛半(豆鼓、酱油三、六、九月生意大);柿花年销百把块钱,小的三个铜板一个,大的一毛子两个;红枣、黑枣年销百零斤,黑枣四毛子一斤,红枣两毛子一斤;龙眼年销十把二十斤,有壳的三毛多子一斤,无壳的“元肉”十毛一斤(药店售);荔枝少卖,价与龙眼略同;杨桃干销几十斤,四毛子一斤;瓜仁(瓜子)信丰、门岭来,三毛零子一斤,销二三百斤。以上(柿花、红枣、黑枣、龙眼、荔枝、杨桃干、瓜仁)均从梅县来。 以上三十九种为水货店生意,此外还附带卖洋油、茶油。 ### 水货店的盛衰兴替 - **主要店铺**:顺昌老店、顺昌兴记、卢权利、汤尧阶、荣春祥、骆接赐、张均益七家规模较大,另有若干水货小摊子。 - 顺昌兴记:顺昌老店分支,水货生意最佳,千把块本钱,年向梅县缴两三百元,店主范祖先(本城人),家中二十多人,生意赚项仅敷缴用。 - 卢权利:第二家水货店,梅县人,资本千多两千元,兼做桐油、茶叶、香菇、茶油“行岗生意”(兴记无此业务),两公婆请两位先生(年薪各六十元),除缴用外年赚至少两三百元(好年景千把八百),因梅县人生意红火,缴千把八百无压力。 - 汤尧阶:蕉岭人,资本二千元,无先生,早几年开油盐行赚钱,前年蚀本改做水货,缴用外无利。 - 荣春祥:本地人,资本七八百元,家中几十担谷田、七八人吃饭,不请先生,生意赚的钱开支,城外谷子储蓄(水货店中“第一家好的”)。苏维埃没收部分田,心中不满。小时帮土豪管账起家。 - 顺昌老店:店主范兴甫(本城人),三四百元本,十多人吃饭,请先生(薪水五六十元),生意仅敷口。祖父范渊甫为大地主,全家百四十多人年收八百担谷,后家道中落,现苏维埃分田,范家仍能分一点,其兄弟范老八收百多担谷(今年分田大部分需分出,老八无生意)。顺昌兴记为共祖公兄弟所开,有四五十担谷田、二十多人。前清至民国初,范家兄弟有七家店子(绸缎、布匹、杂货、水货等),赣州缴得动四五千元(与郭怡和相当),民国十一年起衰败,民国十四年只剩老店和兴记。衰败原因:①市场变动(洋货/梅县生意代替土货/赣州生意,寻乌南半县无需赣州土货);②子弟大嫖大赌、“练腔调”(闹阔气),通过“城东小学”(地主凑股,五块钱一股)“骗祖宗”(毕业得“抢花红”“平分学谷”“分胙肉”,范家少爷六七十人毕业于此,年分胙肉一百斤)。 - 骆接赐:本城人,二三百元本,四人吃饭,无先生,蒸烧酒、卖水货,除开销年赚一二百元(“一家好的”)。从前好嫖,讨老婆后(花五百多块钱)老实勤快,酒糟喂猪,家境渐好,有十多担谷田。 - 张均益:水货、杂货兼营,一百二十元本(其余借来),无先生,指挥儿子生意,年有赚头。五六年前为挑夫,帮商人挑米、香菇去梅县,挑布、咸鱼回寻乌,兼“夫头”(两头老板给酒钱)发财。 - 水货小摊子:每家本钱几十元至一百元,从大水货店或小贩进货,勤苦精干可起家(如潘登记、何祥盛、罗义盛、刘恒泰、范老四等,摆摊起家后开店,无门面,赶圩(一、四、七赶本城,三、六、九赶古潭)挣钱)。 ### 药材店生意 本城有百和堂、杨庆仁、新德生、田仁和、王普泰、黄裕兴、福春堂七家药店: - 百和堂:第一家,主人池某(潮州人,本为篁乡人姓刘,小时因家穷被卖与潮州池姓药商),本钱千元内外,带三个徒弟,赚些钱。药材分粗药(水药,治病,一般人吃)、嫩料(补品,仅土豪买),嫩料讲价,粗药听药商话价。七家中药店中,仅百和堂、杨庆仁、王普泰有嫩料。池某因生子不育买子,后自育两儿两女,共七人吃饭。 - 杨庆仁:樟树人,过去本钱五六百元,去年被儿子赌掉几百,现仅二三百元。 - 王普泰:樟树人,百元左右本钱,与劣绅何子贞、天主堂陈神父(梅县人)勾结,陈神父借四百元,又向土娼来凤子借两百元(来凤子跟赖世璜部下连长,带三百块“造孽钱”回寻乌),除药店外开洋货店,送礼物(花露水、汗巾等)巴结来凤子。 - 新德生:主人姓杜,樟树人,四五百元本;田仁和、黄裕兴、福春堂均为樟树老表,各一百元本。【缺少答案,请补充】
以下是《寻乌调查》中关于寻乌商业及药材、黄烟、裁缝、伞、木器等行业的详细案例背景描述: 的店,一、四、七挑着担子赶本城的圩,三、六、九又挑着担子赶吉潭的圩,这样子挣得几个钱来。 (9)药材 本城就是百和堂、杨庆仁、新德生、田仁和、王普泰、黄裕兴、福春堂等七个药店。 百和堂是第一家,主人池某,潮州人。他本来是篁乡人,姓刘。小时因家穷,父母把他卖给潮州池姓药商。后来他到寻乌开药材店,本钱千元内外,就当起老板来。广东商人有句俗话:“不怕扯,只怕绝。”那些没有儿子的人,一定要买个儿子传代,就是为了“怕绝”呢。也有为了劳动力需要的理由而买儿子的。普通买了来,聪明能干的把他做儿;蠢笨的呢,就把他做“奴古”[15]。百和堂主人自己是买来的,他因生子不育,又买来一个儿子,随后他自己也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娃子,连他的老婆共七个人吃饭。又带三个徒弟。有些钱赚。药材生意是很有利的,用秤称了进来,用戥子戥了出去。分粗药嫩料两类,粗药(水药)是治病的,一般人都要吃;嫩料是补品,只土豪才买得起。嫩料有价钱讲,粗药听药商话价。七家药店中,只百和堂、杨庆仁、王普泰三家有嫩料。 杨庆仁,樟树人,过去有本五六百元,去年被他儿子赌掉几百块,现只二三百元了。 王普泰,也是樟树人,百元左右本钱,和寻乌劣绅何子贞及天主堂陈神父(梅县人)勾结。陈神父借给他四百元,此外还向土娼来凤子借了两百元,除药店外再开了一间洋货店。来凤子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她跟了赖世璜[16]部下一个连长,去年回到寻乌,带来了三百块造孽钱。王普泰想方法巴结来凤子借了这笔钱。钱借到了,王普泰送了许多礼物给来凤子,花露水呀,汗巾呀,等等。 新德生,主人姓杜,也是樟树人,四五百元本。田仁和、黄裕兴、福春堂都是樟树老表,都是一百元本。 每年药材生意,百和堂值三千元,庆仁堂八百元,新德生、田仁和各六百元,王普泰四百元,黄裕兴、福春堂各三百元,共六千元。 王普泰是参加反动组织的,反动派会议他必到场,虽然他表面上没有做什么官。杂货店的陈志成,水货店的宝华祥,火店的同来安,都是以商人干与政治。苏维埃势力进城,四家都被没收。 (10)黄烟 城里有两家制造黄烟的店子。一家叫黄裕丰,上杭人,在寻乌开店开了两代,先前有本三千元,兼卖纸张杂货,赚了万多块钱,拿回上杭买了田,现在本城店里还有本钱千多元。另一家叫做涌泉号,也是自己制黄烟,安远人,三五百元本,前年才开张。 黄裕丰请了两个工人,一个刨烟,一个打包。涌泉号请了一个工人。工人年薪六十元。吃老板的饭,这一点与杂货药材店的“先生”差不多。不同的是工人平日无肉吃、无酒喝,只初一、十五才打牙祭,先生则平日有吃,因此没有特别的打牙祭。吃饭也有些不同,先生经常地同老板共桌吃,工人则人少时和老板共桌,假如多了几个工人呢,老板便同先生做一桌,工人另外做一桌。这些都表示先生的身份比工人高。工人普通不唤工人,唤做“师父”。 杂货店、水货店的黄烟,多是从这种制黄烟的店子里买去的。 (11)裁缝 共有用机器的十三家,手工三家。刘芹英、黄嫂子、廖接芳、刘森河、刘师父、谢神保、范癞子、谢其龙、何祥古、谢师父、黄老五、黄上先都是用机器的,每家一架“车子”(即缝纫机)。每家的老板都同时是工人。每人带个徒弟,缝下子边,打下子扣绊。这种裁缝店的资本,就是买一架机器的本钱。机器第一等百二十多元,第二等七八十元,第三等三四十元(是别人用旧了的)。民国九年以前,寻乌没有缝纫机,一概手工做。民国九年有个兴宁人何师父,第一次弄来一架机器开店。他原先是在留车开店,民国九年搬到县城来。因他“剪刀很利”(寻乌人说裁缝偷布,不说他偷布,而说他剪刀很利),又好嫖,站不住,带着车子回兴宁去了。前年(一九二八)还只四架,去年增至十三架,内有几架是买了别人的旧车子。其中黄老五手艺顶好,生意顶大,勾结官厅及豪绅,包了好衣服做,因此赚钱买了田地。三二五暴动,他即表现反动,这次革命势力进城,他就跟反动派一路跑了。衣服式样,民国九年何师父创用机器,兴“上海装”(破胸、圆角、打边)。民国十二年,上海装不要了,行一种破胸、方角、大边装。去年起行“广州装”(七扣四袋而身很长),一小部分人喜欢穿这一种,但多数人还是大边装。从来的衣,一律是旧式的“大襟装”,从兴新学起,开始有破胸新装,到了民国七八年,新装渐渐多起来。但直到去年,拿全县人口说,还是旧装的多,新装的少。近两年来,尤其是土地革命胜利后,新装日渐加多,特别以青年为普遍。青年学生,不待说老早是新装,青年农民、青年工人,大多数也是新装了,除非是很穷无钱做衣服的才仍然是旧装。在青年群众中,特别是鞋子起了个显著的变化。去年夏季,南半县抗租得了胜利,冬季又分了田,农村中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人,十分之七以上都穿起胶底鞋和运动鞋来(这种鞋的底是从广州运到兴宁,兴宁做成鞋子,每双十毛左右)。赤卫队和苏维埃办事人,不但一概是新式衣和新式鞋,他们还要佩个电筒,系条围巾,有些还要穿薄毛羽的夹褂子裤。 城里手工缝衣店至今还剩三家。 手工与车子的比较是:手工做一件的时间,车子差不多可以做三件。工价的比较:每套短衣裤手工做七毛,机器做六毛。货色的比较:车子做的好于手工做的。机器哪得不驱逐手工? 全县重要圩场吉潭、澄江、石排下、车头、牛斗光、留车、篁乡(采用机器比任何一处早)、公平、荒塘肚、岑峰等十处,都有缝纫机,因此全县人口中已有百分之三十废除手工、采用机器做衣了,特别寻乌的南半县机器化的速度更发快。 (12)伞 彭万合、李祥仁两家造纸伞。彭万合是武平人,在寻乌城开伞店,开了三代一百多年了。初来寻乌时只有一二百元做本,做伞逐渐赚了钱,到前年(一九二八)三二五暴动前,连田产共有千多两千块钱资本了。店主彭老五子,他的父亲彭盛祥十多年前在寻乌南门外田背地方买了六十担谷田,起了一栋新屋。他家兄弟老三、老七在田背住家。他自己在城内做伞生意。田背的田租给农民耕种,每年收租十分之五。他家本有七个兄弟,死了四个,还有三个兄弟,六个儿子、侄子,一个母亲,三个妇人,五个媳妇,共十八个人吃饭。儿子在初等学堂读书。他们三兄弟中,他是做伞的,三十岁了。请了两个工人。他的兄弟老七子,二十多岁,曾在革命派办的中山中学读过二十几天书,就碰着三二五暴动,反动派加上他“暴徒”的罪名,没收他田背的家产,烧掉他田背的房屋。老三、老七都在城东学校毕业,不过老三读的是在“毕业公司”时代的城东学校,老七时城东学校却已经是改造过的,即革命的中山学校派办理的时候了。因此老七于城东学校毕业后,也就进了中山学校,加入“暴徒”队伍里。老三自城东毕业后,就在武平当小学教员,现在老七也跑到武平去了。老五的店子现在只有四五十元资本了。他父亲彭盛祥时代(光绪年间)纸伞还很盛行,那时候社会用的伞有了三成洋伞,还有七成是用纸伞。民国到今,恰好斟了一个方向:洋伞占去七成,纸伞只有三成。不论城乡,不论工农商学,凡属“后生家”和“嫩妇女子”,差不多一概打着洋伞了。洋伞是从梅县和兴宁来,因此彭盛祥时代南半县的留车、牛斗光要到县城彭店来买纸伞,现在却通通往梅县、兴宁买洋伞去了。从前彭万合每年要造出三千把纸伞发卖,现在每年不过只造得千二三百把了。从前(光绪年间)彭店雇工六七人,于今只雇两个人了。伞价从前每把二毛五,于今四毛五。 李祥仁是个南康老表,四十多岁,伞工出身,民国初年当了老板。四五十元本,每年出伞二千左右,请了两个工,一个削骨子,一个褙纸,他自己上油。 洋伞有羽绸伞、洋布伞两种。羽绸伞通是日本货,中国不能做。洋布伞的洋布和铁骨也是外国来的,中国人把它绷起来,加上一个伞把子。羽绸伞每把价一块大几(谓一块五毛以上),洋布伞每把一块二三。纸伞、洋布伞、羽绸伞的销行比例是:纸伞、洋布伞各百分之三十,羽绸伞百分之四十。 伞业现在没有人学徒弟了。拿寻乌城来说,不但现在,近十年来就没有人喜欢学做伞了。它的原因不外:一、伞业的前途是没有希望的;二、伞店的学徒比杂货店的学徒要辛苦,学做伞十三四岁才去学得,要煮一店人的饭,又要买菜,又要扫地,又要捡拾作坊里一切拉拉杂杂的东西。 (13)木器 从前只有一家,胡东林,赣州人,四五百元做生意,开了二十多年,制造各种木器出售,如台、凳、椅、桌、床铺、脚盆、衣架、水桶、柜子、面盆、尿桶、托盘、招牌、匾额(酬神、祝寿、颂德等用)、对联、书箱、衣箱、壁橱,学校用的黑板及其他用具,送礼用的扛盒和撑格,等等。 木器店算这一家大,他的木器不但销在城区,而且销往各区各县。但他店里的那些木器主要不是供给工农贫民,而是供给地主阶级、中等商人和富农的,因为他的那些东西工农贫民要不了,除非为了嫁女才向他买些小衣箱、小柜子之类。他家很苦,在赣州。二十年前他从赣州来寻乌帮人家做木工,积了点子钱开个小木店,慢慢发展,盛时请过四五个工,赚了千把块钱,付了一半去赣州,剩下四五百元做生意。一九二八年起始没有好多生意了,只留了一个工人,他自己做,儿子帮一点,仅仅敷口。衰败下来的原因,完全在于土地革命。北半县没有革命,也受了革命的影响。地主阶级和其他有钱人也不做寿了,也不做屋了,也不酬神了,因此不需用木器的地方就没有了。【缺少答案,请补充】
寻乌城的各类行业发展及特点如下: 1. 伞业:纸伞成本四五十元本,每年出伞约二千把,雇两个工(一个削骨子,一个褙纸,老板上油)。洋伞分羽绸伞(日本货,中国不能生产)和洋布伞(洋布、铁骨从外国进口,中国人仅绷伞把)。纸伞、洋布伞、羽绸伞的销行比例为:纸伞、洋布伞各占30%,羽绸伞占40%。伞业现状:现在无人愿学做伞,以寻乌城为例,近十年来无人愿学,原因有二:一是伞业前途无希望;二是伞店学徒比杂货店学徒辛苦,十三四岁才开始学,要煮一店人的饭、买菜、扫地、收拾作坊里的杂物。 2. 木器:从前仅有胡东林一家木器店,店主为赣州人,以四五百元做生意,经营二十多年,制造台、凳、椅、桌、床铺、脚盆等多种木器,销售范围覆盖城区及各县。其木器主要供给地主阶级、中等商人、富农,工农贫民除嫁女时购买小衣箱、小柜子等少量木器外,极少购买。1928年起生意衰败,原因是土地革命:地主阶级及有钱人不再做寿、不搞酬神颂德等活动,学校大半关门,需求大幅减少。木器样式:供给封建地主的多为旧式,学校和教堂用具采用进步样式,还承包南门外福音堂和教会医院的建筑木材及木器制作。其亲戚去年开小本木货店,因生意不佳蚀本。工农贫民所需木器由圩场(逢一、四、七圩期)“做圆木的”匠人供给,风车需上杭师父制造,水车因本县陂圳多、干旱少,百户人家中仅一具。南门外有两家棺材店,制造贫民用的“火料子”(又称“火板子”),地主、资本家及稍有钱的佃农、工人多自请木匠做棺材,极穷人家或急用才购买“火料子”。 3. 火店:有刘万利、合昌隆等十多家。客人以挑担子的为主(占80%,多数为鸡鸭客子,少数为挑烟皮客子),其余客人(占20%)包括卖牛的、背包袱子的、打官司的、读书的、变把戏的等。开火店资本少,只需几条旧被窝、几床粗席子、买点米和柴火即可开张,店屋租钱数月后交付。利润来源:主要靠赚撑伞子的和穿长衫子的客人(招待周到、收取较高费用),挑担子及穷人的火钱(歇钱)、饭钱较轻(吃饭照碗数算,比长衫客子照餐数算便宜,每碗半毛;吃酒一壶水酒价格等价一碗饭;火钱每夜三个铜壳,冷天盖被窝另收两个铜壳被窝钱);火店卖酒饭利润每十毛本赚四毛,更主要靠用糠、饭汤、零饭畜猪。火店的“对头”是警察和衙门口差人,他们常借盘查刁难客人、偷窃客人银钱,戒严时还会因客人对答不当施加“飞灾”,导致客人天未黑就在离城三里到十里的地方歇脚,生意大受影响。其中同来安店反动,店主陈登祺出身贫农,因会打手、与官厅勾结、保护县长,被提拔为靖卫队长,率队掳人勒款、焚烧革命群众房屋,苏维埃政权时其房屋被没收。 4. 豆腐:寻乌城人口不满三千,却有三十多家豆腐店,当地人吃饭十餐有九餐吃豆腐,原因是豆腐价廉、方便;农村也喜欢吃豆腐,占食品总量的一半。制作成本:两升半豆子做一桌豆腐,豆子两升半价格五毛,豆腐一桌价格六毛半,每桌赚一毛半。“一桌豆腐”:大豆腐干四十六块,零卖每毛七块(三个铜壳一块);小豆腐干九十二块,每毛十四块(三个铜壳两块)。豆腐种类:水豆腐(销量最多)、煎豆腐、豆腐干、薄干子(销量最少,仅人家做好事时使用)。利润来源:主要靠豆腐渣畜猪,每天通常销一桌豆腐,特殊情况销两桌,每天赚毛半子到三毛子;畜猪子每年可畜两道“猪妈带子”(每道可收入三四十元),或畜四个肉猪(约四百斤,收入一百元),畜肉猪需供米多,不如畜猪子划算。豆腐生意多为“居家生意”,即一边磨豆腐一边耕田。磨豆腐技艺不易,俗语称“快学难精”“蒸酒磨豆腐,唔敢称师父”。 5. 理发:全城有八家理发店。民国元年以前,器具旧式,装式为辫子;民国元年起用洋剪(挥剪和毛剪),样式为和尚头;民国二年兴起“东洋装”,无大镜子、化学梳、轻铁梳;民国六七年兴起“平头装”“陆军装”;民国十年增加“博士装”(寻乌学生从赣州传来);民国十二年有了大镜子、藤椅子、轻铁梳(从梅县传入);民国十五六年大革命时输入化学梳,“东洋装”“博士装”式微,“平头装”“陆军装”在青年工农贫民中盛行,“文装”(又名“西装”)、“花旗装”(美国装,从南洋传至梅县再到寻乌)、“圆头装”(梅县人讥为“暹罗柚”)盛行于小资产学生群众(该群体接受资本主义文化、反对地主文化)。现状:县城及大市镇剃光头的几乎没有,乡村农民仍有大部分剃光头;剃平头、陆军头等新样式的仅占人口小部分,且全为青年群众。理发价格:剃光头、挥光头一毛,挥各种新装一毛半,修面半毛。开店成本:四五十元本,雇一至三个工,工价半年计至少三四十元、普通五六十元、最多八十元。生意情况:生意好的店,每天每人可做一块钱生意,普通一家店(一个老板两个工人)平均每天进三元,年进千元内外;开销包括工钱百多元,伙食(四人计每人七十五元)、店租(三十元左右)、器具消耗(百元以内),剩余归老板,老板多将钱用于嫖赌。剃头和裁缝从业者很少储蓄发财,因社会地位卑下(前清被视为“下等手艺”,革命后地位有所改变)。【缺少答案,请补充】
寻乌的相关行业及圩场生意情况如下: ### 理发行业 民国年间寻乌的理发样式随时间变化,民国二年兴“东洋装”,民国六七年兴“平头装”“陆军装”,民国十年加“博士装”,民国十二年开始有大镜子、藤椅子、轻铁梳,民国十五六年大革命时输入化学梳,新式发型在青年工农贫民及小资产学生群众中盛行,县城及大市镇剃光头的几乎没有,乡村农民仍有大部分剃光头,新发型多属青年群众。理发价:剃光头、挥光头一毛,择新装一毛半,修面半毛。开理发店成本四五十元,师父普通请两个,工价半年计至少三四十元,生意好的理发店每天每人可做一块钱生意,老板利润多用于嫖赌,剃头和裁缝从业者很少储蓄发财,因社会地位卑下,好嫖好赌。 ### 打铁行业 三家打铁店,资本五十元内外,生产篾刀、柴刀等常用铁器及木工铁器,铁从城区及南八区等地所产,铸铁销本县及惠州、石龙、门岭等,锅头销会昌、赣州、潮汕,犁头、犁壁销本县。炉厂生产需大量工人,民国以前铸铁生意更好,现因工钱贵和洋铁侵入产量减少。铁价较三十年前贵两倍,本城三个打铁店,乡下打铁的于都人多,还打到福建、广东、南洋。 ### 爆竹行业 一间爆竹店,会昌人开,成本几十块,因反动政府戒严和农民暴动区域破除迷信,生意大减,梅县和门岭输入的爆竹也停止。 ### 打首饰行业 寻乌妇女不论贫富多戴银饰,本城有七家打首饰店,资本几十元,部分定做,部分背往四乡卖,学徒制度与理发业类似,工作更苦,衣服更烂。 ### 打洋铁行业 一家刘俊记,兴宁人,资本三几十块,用洋油瓶做日用必需品,生意赚钱,红军进城后老板跟反动派跑了。 ### 修钟表行业 一家,梅县人,资本十把块,全县有二千人有钟表,需一两家修理店。 ### 圩场生意 寻乌城店铺生意(商品经济)与圩场生意(半自然经济)并行,店铺占七成,圩场占三成。圩场生意要项: 1. 米:圩期一、四、七做,本城人需且运到广东,“盐上米下”,米价随时间变化,光绪二十六年每担四元,民国元年五元,民国十六年旱灾十六元,红军未到八元五毛,既到七元。 2. 柴火:木炭、片柴等从四乡挑来“赴圩”,价格随时间上涨,木炭价光绪二十六年每百斤五毛,民国元年到十七年八毛到十二毛,去年涨到二十二毛,现十六毛;片柴价光绪二十六年每担一毛七八,民国元年二毛二三,民国十年到十六年四毛,现五毛到六毛。 3. 猪肉:圩场上的生意(前店铺生意中的三个案子应属圩场)。 4. 猪子:细猪子和猪条子在圩场买卖,每圩约三十个,每月九圩共二百七十个上下,现细猪子每斤三毛,猪条子二毛,大肉猪二毛五。 5. 鸡鸭:四乡来圩上零卖,平常每圩鸡鸭二十只左右,过年过节可销百多只,鸡每斤四毛半,鸭三毛。【缺少答案,请补充】
以下是关于寻乌城社会经济情况的相关材料: 寻乌城还是个店铺生意和圩场生意并行着的城子。以寻乌情形说,圩场生意代表半自然经济,店铺生意代表商品经济。店铺生意与圩场生意的比例是:店铺占百分之七十,圩场占百分之三十,可见商品经济势力超过自然经济很远了。 圩场生意的要项如下: 第一是米。米生意全在一、四、七圩期做,店铺不做这门生意。米不但是本城许多人要的(本城人口中农民部分自己有米),而且运到广东去。梅县人或大柘人挑来一担盐,兑一担米回去,叫做“盐上米下”,因此米生意比寻乌城一切生意大。寻乌城的大宗生意是第一米,第二盐(年十万元以上),第三布匹、洋货(十万元),第四豆(二万余元)。米价,光绪二十六年每担(一百七十二斤)四元,民国元年五元,民国十六年旱灾有过十六元,本年红军未到八元五毛,既到七元。 第二是柴火。木炭、水炭子、片柴、把子柴、路基,从四乡挑来“赴圩”。木炭(响炭)价,光绪二十六年每百斤五毛,民国元年到十七年每百斤八毛到十二毛,去年因雨多每百斤涨到二十二毛,现每百斤十六毛。片柴价,光绪二十六年每担(七十斤)一毛七八,民国元年二毛二三,民国十年到十六年四毛,民国十六年到现在五毛到六毛。 第三猪肉。前头店铺生意中已讲了的三个案子,其实应该讲在圩场生意里面,因为是圩场上的生意。 第四猪子。细猪子(两个月的)和猪条子(三四个月的)都没有行,都在圩场上买卖,每圩约三十个,每月九圩共二百七十个上下。现细猪子每斤三毛,猪条子二毛,大肉猪二毛五。为什么猪条最便宜呢?因为猪条子是四五十斤一个,不是很没有钱用的人不肯拿了出卖的,但迫得拿了出卖时,人家就卡他的价钱了,他也只得忍痛丢手。 第五鸡鸭。本地四乡来圩上零卖的,为数不多,平常每圩鸡鸭两门十把二十只,也有时一只都没人要的,这证明了寻乌城之苦。过年过节每圩可销百多只。价钱,鸡每斤四毛半,鸭三毛。 第六竹木器。木器在圩场出卖的部分已在前面店铺生意中木器项下附带讲过了。现在讲竹器,谷箩、谷笪(笪读达,即晒簟)、畚箕(挑灰粪下田的)、鸡鸭笼、猪笼、篮子、槖子(盛米果等零碎东西的)、磨栏(即栏盘)、糠筛、簸箕、睡床(睡椅)、撮箕、竹椅、灶捞(捞箕)、筷子、扫把、洗锅把、掇耳子(即鸢箕,比畚箕小)、角箩(小孩子装米果吃的小箩子)、篓(即鱼篮,摘茶子[20]也可用)、河子(即“得鱼忘签”[21]之签,别处曰篆)、茶篮、笠麻(斗篷)、菜篮、晒篮等等竹器,通通在圩场上卖。 第七小菜。芥菜、芹菜、苋菜、蕌头、脉子、芥蓝菜、蒜子、苦瓜、冬瓜、南瓜(丝瓜)、节瓜、甜瓜、黄瓜、西瓜、番莆(南瓜)、茄子(广东人叫吊菜)、凤菜(又叫空心菜,别地叫蕹菜)、芋子、莆子、萝卜、韭菜、葱子、茼蒿菜、白菜、菜头(芥菜头)、当机(即刀豆)、辣椒、雪豆、彭皮豆(扁豆)、豆角、八月角(八月豆)、老虎豆、树豆子、青豆芽、黄豆芽、马齿、黄芽白,以上各种小菜都由附近乡村供给本城居民。 第八鱼。有鲩、鲢、鳙、虾子、鲤、鲫、黄鳝、泥鳅、虾蟆、虾公、元鱼(脚鱼)、河鱼子、“抢”等等。普通市上卖的只有鲩、鲢、鲤、鲫、黄鳝、泥鳅、虾蟆数种,其余各种不经见。鲩每斤二毛半,黄鳝每毛十两,泥鳅每毛一斤,虾蟆每毛七两。“抢”是少有的大鱼,寻乌城去年曾卖过一个四十斤的,别的地方有七八十斤的,由惠州一带循河上来,个把人淹死在水里,正好做了它的食品。 第九糖。粉、糍粑、那子(粉皮)、板子(软板子、铁练板、铁勺板、豆子板、油果、糖板子、鱼子板、苎叶板、番薯板、印子板各种)。圩期到了,他们就来了,特别是“会景”的时候(迎故事或打醮的时候)来的更多。一两块钱本钱。 第十水果。李子最多,荸荠次之。此外,枇杷、柚子、杨梅、柿子、桃子、桔子、柑子各有一些。水果不是很小的生意。 (23)娼妓 二千七百人的小城市里,“老货”、“嫩货”有三四十家,什么昌娇呀,月娥呀,钟四妹呀,谢三妹呀,黄昭坤呀,戊秀呀,润凤呀,大观兰呀,小观兰呀,昭娥呀,来昭呀,玉淑呀,五凤呀,亦娥呀,都是这个苦群众里的著名人物。除大观兰、亦娥两个外,都是人们所谓“嫩货”,润凤、戊秀、月娥、五凤、昭坤五个更加著名。 科举未废、文武两考盛行的时候,也有现时这样多的娼妓。科举既废,逐渐减少,光绪三十年左右只有十几名了。往后又渐加多,到现在又恢复科举时代的盛况。南半县革命向北发展,同时红军开抵澄江,娼妓们许多跑下乡去了。她们中间传说,“红军见草不留,扫把都要过斩”,所以她们吓得跑了。 本城娼妓三标人多。寻乌人有句俗话,“三标的货,项山的糯”,就是说的三标女子美丽的意思。 十年之前商业兴盛的时代,商人嫖娼的多,豪绅次之,豪绅子弟(所谓少爷)很少插足。十年以来换了一个地位:豪绅嫖娼的最多,少爷次之,商人嫖的最少了。商人为什么嫖的少了?因为他们的生意不行时了。豪绅为什么嫖的多?他们包了官司打,就以妓家为歇店,长年月住在妓家,过年过节才回家一转。他们的嫖钱哪里来的?打官司,乡下人拿出一百元,他给乡下人使用二十元,八十元揣在自己的荷包里,这样子得到供给娼妓的费用。少爷们为什么从前没有到城里嫖的,近来有很多嫖的了?“毕业公司”等类的学校兴起来了,少爷们脱离那温暖的家庭走到城里来读书,觉得好生寂寞,娼妓家中少爷们的足迹就多起来了。 (24)同善社 约当光绪二十七八年时,赣州一个绸缎店恒字号的熊老板(南昌人)到寻乌来开办同善社,他就是所谓天恩先生。那时的善长古鹤甫是个秀才,住在城里,家务也不很好。后来善长改了潘明典,是个拔贡,有千元上下家资,现做九江地方法院书记。郭友梅是光绪二十七八年进的同善社,那时候有社员百把八九十个人,以后还进了好多,最盛时本城同善社大概有二百多人。同善社的发源在四川,由那个四川的同善社发出公事到各省开办同善社,各省的政府准许后再向各县开同善社。赣州府的天恩先生是得了南昌省的公事的。他来到寻乌,首先拜会县知事,知事赞成了,出了保护告示,同善社就可以大大地开起来。入社是要经过神明的批准的,一个筒子放些纸坨子,有的写个“准”字,有的就是白纸。同善社的神明叫做达摩祖师,介绍人引导要进同善社的,走到神明面前磕头祈祷之后,伸手只到筒子里拈那纸坨,拈个“准”,便进同善社,拈个白,不能进去。有个屠夫三次都是拈个白的,有个土豪四次都拈个白的,“莫说无神也有神哪”。林虎到过寻乌城,好大一个头,二十八九岁,威武得很。许崇智也曾到过这里。林虎部下营连长有七八个进了同善社,在这里扎了一个多月。进同善社要入社费一元,以后随时捐钱,也不勉强。南昌同善社、四川同善社都有公事来要捐钱,公事上说:“捐了钱,二天到那里去了,簿子上有名字,就可吃得饭哪。”郭友梅捐过南昌三元,四川五元。寻乌社二百多人中有三四十个是女子。他们的成分商人百分之五十,地主百分之二十,农民百分之三十。但所谓农民没有贫农,都是“有碗饭吃的”,“不求人的”。民国七八年省政府来公事要停办同善社,停了一两年。随后唐生智有公事来,说“善菩萨,可以信得,不要取消它”,又办起来。民国十二三年政府又来公事要停,才停止到今。 每天早中晚三次静坐,叫作“做工夫”。做工夫的,两天内不能和女人睡觉,睡了就不灵验。同善社有秘密,做到五层工夫,天恩先生才有秘密讲,郭友梅还只两层工夫,未曾听得什么秘密。四川有个九层工夫的天恩先生到过赣州府,那里同善社每人出两块钱接天恩先生的风。方本仁也到了。同善社每年做两次“龙华会”,社员都到,见人出两毛钱,向祖师磕头,奏鼓乐,吃斋菜。 进了同善社,得些朋友,可以做官。 寻乌县长曾有三个进了同善社,他们和社员们一样到同善社磕头。 (25)人口成分和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 寻乌这个城,把它的人口成分剖解起来,才知它还完全是一个农业手工业城市。全城近二千七百人的各业比例如下: 职业 人口数 百分比 农民 一,六二〇 六〇 手工业者 二九七 一一 游民 二七〇 一〇 娼妓 一六二 六 商人 一三五 五 政府机关 一〇〇 四 地主 七八 三 宗教徒 二二 一弱 共计 二,六八四 一〇〇 看这个表,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共占百分之七十一,便知这个城市还是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向附城一带耕田的和开小作坊做手工的占着住民的最大多数。所谓手工业者,包括各业手工工人和手工业主,商店的店员也算在内。所谓手工业,就是缝纫店、黄烟店、酒店、伞店、爆竹店、理发店、木器店、豆腐店、首饰店、洋铁店、修钟表店、屠坊店这一些。所谓宗教徒是耶稣教十人,天主教三人,斋公六人,和尚三人,共二十二人。本城纯粹地主十二家,共约七十八人。商人兼地主五家,算在商人里面。商人是指盐行、杂货布匹店、油行、豆行、水货店、药材店、火店等,共计一百三十五人。娼妓是三十余家,三十几个妓女,却养活一百六十二人。不工不农不商,专门靠赌博敲诈、为统治者当走狗吃饭的流氓,他们的人数竟超过商人一倍,和手工业者几乎相等。【缺少答案,请补充】
寻乌的社会经济情况如下: ### 一、农村人口成分 大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百分之零点零四五;中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下二百石以上的):百分之零点四;小地主(收租二百石以下的):百分之三;破落户:百分之一;新发户:百分之二;富农(有余钱剩米放债的):百分之四;中农(够食不欠债的):百分之一十八点二五五;贫农(不够食欠债的):百分之七十;手工工人(各种工匠,船夫,专门脚夫):百分之三;游民(无业的):百分之一;雇农(长工及专门做零工的):百分之零点三。 ### 二、旧有田地分配 公田:百分之四十;地主:百分之三十;农民:百分之三十。 ### 三、公共地主 #### A.祖宗地主 寻乌公田多,成了各区普遍现象。各种公会多得很,祠堂里的公会如什么“公”什么“公”,差不多凡属死人,只要是有“后”的,而他的后又是有钱的,他的所谓后者必定从他们的家产中各家抽出一份替他立个公。这种凑份子立公的办法是什么姓都普遍采用的。凑成的份子一概是田地,不用现钱。再则那什么公还在时,他自己就留出田产立起公来,这一种比前一种更多。公田一经成立,就年年收租。租除祭祖用费外,大概总是有多余的,便把它积蓄起来。积蓄的方式不是拿谷积蓄,而是拿钱积蓄,就是每年把多余的谷子粜给贫民,把钱积起来。积得若干年成一笔大款,便购买田地。如此下去,这一公的田地就渐渐地增多起来。但这积蓄增多的在全部款子中只占去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由他的子孙均分了去。多半是子孙穷苦的多才主张分的,子孙富足的多呢,那便不主张分了。分是在什么时候呢?又是怎样一种分法呢?就是当那过年过节时候从祠堂里分谷分肉。男子都有分,女子没有分(有些族上寡妇有分),每人分得几斗谷、几斤肉。这种谷叫“红丁谷”。肉有四个项目:一是“胙肉”,从前是秀才、举人有功名的人分的,后头加上“毕业生”;二是“房股肉”,每房一份;三是“老人肉”,七十以上的人每人一份;四是“丁肉”,每个男子一份。分的次序:先分胙肉,次老人肉,因为这两种人是可贵重的,每人大概分一斤;次房股肉,每股十斤八斤的有,十多二十斤的也有,整的分出去,再零分与房众。为什么要分房股肉呢?这是一种斗争,房下人少的要分房股肉,房下人多的反对分房股肉,主张分丁肉。但结果各地多半是照了人数少的房份的意见分了房股肉。为什么少数对多数胜利呢?因为这种公的产业,原是各房都有平均的权利的。次分丁肉,不是每个公都有分,多数公是没有丁肉分的,这是因为公款不多,或是人太多了的原故。有少数公堂谷肉不是平分而是轮分,名义叫做“轮收”,又叫“管头”,轮流替祖宗收租的意思。租收了,每年开支一小部分在祖宗的祭祀上,大部分落在管头的荷包里,这并不算“吃油饼”,因为这样做正是公堂经济存在的根本原因。为什么呢?当他那个祖宗还没有死,把家产分拆给儿子们的时候,为了怕他的子孙日后把分得的一点田产变卖了弄得没有饭吃,就从田产中挖出一部分不分,作为公田,永不变卖。一面有了他死后的祭费,一面呢,他的穷困的子孙便得了周济了,这叫做“留出后路”。他的子孙也很赞成这种办法,因为这就是为自己留出后路。凡那祖宗生前没有立起会的,祖宗死后,子孙们只要稍为富裕也必定为他立会,出名叫做祀祖,其实是为了自己。所以轮流收租名则是轮流替祖宗收租,实则是轮流替自己收租。在这个意义之下,那些贫苦子孙往往闹着要分公田,同时富裕部分的子孙却反对分公田,成为一种氏族内部的阶级斗争。那些穷苦人闹着要分公田也不是要分了田去耕种,他们是要分了田去变卖,得钱还高利债或买明天的早饭米。在这种情形上面,看得出贫农群众因为他们苦得没有米煮,便把什么“祭扫”呀、“慎终追远”呀等等封建思想逐渐地不要了,他们的生活迫着他们要不了这些宝贝了。 总计祖宗方面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二十四,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六十。 #### B.神道地主 神道地主即神、坛、社、庙、寺、观六种。“神”是指的各种各色的神,许多都有会,如赵公会、观音会、关爷会、大神会、真君会、婆太会、赖爷会、公王会、伯公会、文昌会等等,都是没有庙的。还有一种醮会,祈神之用,也属这一类。在上述的各种神内有一部分是立了“坛”的。坛是立起一块石头,有的几块石头垒成一个小屋,那里面藏着好灵验的神呀,因此叫做坛。不论神、坛,凡有会都有公田,出钱弄这种神会的通通是富农地主。神会的产业百分之九十五是田地,百分之五是谷子和钱。这种田、谷、钱,叫做“会底”。目的:一是为神,因为神能保佑他们人畜清泰,财丁兴旺;二是吃东西,神诞那一天吃一顿,过年过节还有肉分,但要斗了份子的才有吃有分。斗过份子后来穷了的,有顶退份子的办法,譬如每份是五块钱会底,人家就出五块钱给他“顶”了去,他就算是“退”出了会。“社”是与“神坛”有别的一种“社坛”,每个村子有一个,即使那个村子只有三家人,也有个社坛。为什么要社坛?保佑禾苗没有虫子食、牛猪六畜不至于遭瘟,保佑人们得到康健。每个社都有会,二月起,十月止,每月都开会,会期普通是初二,有些地方是十六。开会那天,同社的人每家来一个,不分贫富,一概有份,杀猪买酒,大吃一顿。吃过之后,开堂议事,作陂开圳呀,禁六畜伤害禾苗呀,禁胡乱砍伐山林竹木呀,条规不一,议论纷纷,也没有什么主席,也不要什么记录。虽然乱讲一顿,却有一种自然的秩序。就是当那所谓“老前辈”或所谓“更懂事的”讲得“更公道”的时候,大家都说他的话“讲得好”,就是这样子成了决议。这种社是群众的,虽然也信神,却与地主富农的神坛完全两样。这种社的会议是农民民主,不是豪绅作主,也不完全是富农作主,是大家来而“更公道”的人的话为大家所信仰,这个人就作了无形的主席。社坛有公堂的最少,大多数是每月初二开会(要敬神)时候大家斗钱,每人每次二毛、三毛至四毛,不来吃的不出。再讲到“庙”。庙是有屋子,而屋子里面有菩萨的。庙有个庙祝,土名叫做“庙老”,是个老头子,服侍菩萨,招扶香灯。庙多少有庙田,也有无田的庙。有庙田的,庙老吃庙田的租,无庙田的,庙老伙食从群众中捐钱谷。庙有城隍庙、关帝庙、三官庙、三圣宫、赖老庙、龙王庙、关岳庙、杨公庙、东岳庙、江东庙等等。庙的性质,是所谓“有【缺少答案,请补充】
以下是对寻乌地主阶级(大地主、中地主)的详细调查材料,包括大地主、中地主的姓名、租额、政治态度、职业等信息,旨在研究该阶级的政治作用: (大地主部分)护商捐等款)。民国十三四年潘梦春又做全县保卫团总公所长,统辖七区保卫团,全县实权都在他手里。他在总保卫团任内为了要钱用,同时北洋军阀邓如琢部队到县要军饷,发了许多纸票,使用了几个月,被一个中地主叫赖翱虚的在省城一状告了他,才停止了。民国十五年国民党势力来,他就失势,但他立即和原来带资产阶级色彩的、这时已经和地主妥协了的新寻派结合,当上了国民党县党部委员。今年三月豪绅们把县长胡泽凡推倒,他就上台做县长,红军到来他才跑往武平。他有七十多支枪,被武平钟少奎收编去了。刘士垣算第二个大土豪,但不活动,是个中学毕业生,在县里没有权。谢杰,江西陆军学校毕业,做过赖世璜的师长。现在上海组织什么赣南钨矿会,争钨矿自办加入改组派,组织“江西自救会”,出版《自救日报》,反对蒋介石。对于“剿共”,呼号甚力。王菊园,赣州第四中学毕业生,澄江方面很有势力,和流氓很要好。他在澄江圩开三个店,做水货、杂货及鸦片烟贩卖生意,店的后楼开个鸦片烟馆,让流氓们去吃不要钱,因此取得一班流氓对他的拥护。他嫖人家的老婆,别人若不识高低也去嫖时,流氓们就要给那个人以厉害的打击,有受这种打击弄得倾家荡产的。 寻乌千石以下五百石以上的大地主有十二个。曹善成(西厢田背),收租五百石,祖父发的财,是个“老税户”。丘树烈(西厢图合),收五百石,无大用。他的儿子是个工程师,南洋大学毕业,到英国打过一转,现在天津什么锅炉公司当工程师。曹愿森(东厢),收五百石,本城高小毕业,四十岁了,在东厢有权。黄甲宾(北厢长举),收七百石租,国民党员。何子贞想利用他,他不出来。现在投机,向农民表示好意,要枪交枪,要钱出钱。他说:“国民党没有用,出了钱不能保命,出到苏维埃还可保命。”谢善德(三标鸭子墓),五百石,读老书的,是个“山老鼠”。王佛盛(水源垇背),五百石。儿子王维藩,北京朝阳大学毕业,国民党员,在外未归。蓝绍宗(澄江),五百石,蓝死了,寡妇当家。曹国栋(吉潭),六百石,从前称万户,造房子用掉一些,高小毕业,“屎缸伯公”之戚,与潘梦春合作。易展良(双桥区桂石下),五百石以上,开头反动,田快被分掉,又罚去千多元,穷了,不反动了。赖鹏池(双桥区丹溪),称万户,五百石以上,前清附生,老实得很,辫子还留着,但不反动。邝明经(南八区鸡子叫),六百石,他的第四个老弟当白军营长,反动,全家走尽。陈万保(廷岭),六百石,做猪贩,做烟土贩,开杂货店。他自己不反动,他的老弟是新寻派,和他共家,很反动。以上头等大地主八个,二等大地主十二个,共二十个,江西人所谓“万户”就是指的他们。为什么要把他们逐一列出来?为的要研究这个阶级的政治作用,不列出来便没有充实的例证。 为的这个理由,我们还要把中地主列出来,只是小地主为数太多不便列举。地主阶级中为什么要分出中地主,因为中地主的政治作用不但和小地主大有分别,和大地主亦显然有分别。 (中地主部分)B.中地主 首先举城区。丘伟伍(西厢图合),收四百石,日本帝国大学皮革科毕业,在赣州贫民工厂做工程师半年,民国十一年回寻乌做教育局长,进国民党,新寻派领袖之一,为新寻派计划,是个厉害的东西,红军到寻乌,同谢嘉猷一路跑了。黄甲奎(北厢长举),收三百多石,平远中学毕业,寻乌国民党指导委员,新寻派分子(新寻学校教员),积极反动。骆松盛(北厢长举),收三百石,城内开骆晋丰杂货店,不积极反动。有个侄子是国民党员,高小毕业,说共产党的坏话。何挺拔(北门城外),收三百多石,平远中学毕业,国民党干事,新寻派主要人物,努力于反革命。刘佛荣(小东门外),收三百石,不反动,做医生。 三水区:雷昌响(三标长排),三百石,是个“山老鼠”,无用。胡恩荣(三标圩),三百石,是个斋公,不问世事,专门要两个铜钱,在家里困觉。胡镜如(三标圩),二百石,赣州第四中学毕业,二十多岁,三标有名的土霸,参加县政权。凌鲁石(三标径口),三百多石,老秀才,做过多年财政局长,又做什么课长,又做考棚首士,一连干了十多年,赚了钱,在三标起了新房子,五十多岁。袁德和(水源袁屋,最反动地方),二百石左右,中学毕业,国民党员,反革命。此外,三水区还有中地主多人,记不清楚。 澄江区:蓝子乾,四百石,省立中学毕业,在澄江圩开蓝协泰杂货布匹店,反革命。谢嘉猷,三百石,高小毕业,四十多岁,做过十四军谢杰部下团长,寻乌团防总队长,改组派,把红军五十团第一营消灭的就是他,江西陆军学校毕业。凌希贤,三百石,中学毕业,新寻派,国民党员,澄江新圩开个店。 兼三区:陈玉横(吉潭),三百石,平远中学毕业,吉潭的土霸,新寻派主要人物,“屎缸伯公”的孙婿,很活动。刘太宗(吉潭圳下),四百石,赌博头子,流氓出身,赌博发财,民国五年还是“当鸟”(做贼挖壁,夜间出门,叫做“当鸟”)。潘金棣(项山),二百多石,梅县师范毕业,新寻派,国民党积极分子,吉潭靖卫团总。潘明瑞(项山),四百石,“屎缸伯公”亲属,吉潭圩上开了两间杂货水货店,项山反动首领。潘观澜,虽是个百多石租的小地主,却是反动首领,潘丽死于他手。赣州高小毕业,做小学教员五六年,那时并不反动,三二五暴动前后就腐化反革命了。他的父亲是个赌博头子,以此发财。潘明典(项山坪地),百多石,前清拔贡,民国法政毕业,做过陆丰、会昌两县知事,又做本县教育局长数年,还担任许多别的事,有“身兼九长”之称。本是个中等地主,运动省议员用掉四千多元,还是落选。去年做南昌高等法院管狱所长,今年在九江做高等法院书记官,是个官僚主义者。说话很漂亮,字也写得好,样子也好看,又很规矩,像个孔夫子。潘景文(项山大坋),三百多石,前清秀才,老先生。潘国才(项山村),三百石,也是个老秀才。潘国卿(项山村),只有五六十石租,高小毕业,叶子肇土匪的秘书,反革命。刘翰元(剑溪),二百多石,不中用。 篁乡区:李其琅(篁乡圩),三百石,赌博出身,儿子李含辉高小毕业,反动派重要分子。刘玉接(篁乡圩),二百多石。儿子刘金燕,南昌心远中学读书,又进了沪江大学、上海大学各读过一下,过去接近合作社派。刘玉麟,刘玉接的弟,四百石,是个哑巴,四五个儿子均小学毕业;小儿子读过中学,参加三二五暴动,现反革命。赖寿成(红头岭),四百石,儿子赖世芳梅县东山中学读过书,反革命。赖翱虚(红头岭),四百石,秀才,上海理化专修科毕业,做过县立高小校长一年、教员五六年,运动省议员失败。两个儿子中学读书,其中一个又在北京师范毕业,接近合作社派,三二五暴动时新寻派向他进攻,现在两个均反革命。汪子渊(山子下),二百石,篁乡的反动首领,是个大劣绅,做过保卫团总,宾兴分局长。刘经曦(司城村),三百多石,梅县中学毕业,父亲在胡谦那里干事,被土匪打死了,不反动。刘荃兰(司城),二百石左右,高利贷起家,现在也不反动,儿子加入农协,因误会被农民乱枪打死。罗成添(溪尾),四百石,买半毫子黄烟都要同人讲价钱,是个守财奴,要钱不要命,他那村子整个的反革命。罗福寿(溪尾),前有三百石,分开了,反革命。罗佩慈(溪尾),二百石,做过于都县长,是个诡计多端的人。三二五暴动前大家还在秘密准备,他看出来了,在农村中散布改良欺骗主张说:“家里的谷子要赶快平价,不要钱,发与本姓的贫民,不然不得了。”是个反动首领,豪绅中很厉害的。罗禄寿(溪尾),二百石,儿子是新寻派,喜出风头。古乐三(塘背),两兄弟合计三百石。他哥子是个秀才,做过两省任议员。他自己在胡谦那里做过军需,陈炯明时代做过五华县的一个区长,全县反动首领之一,带三四十支枪,跟谢嘉猷跑了。古光瑞(塘背),二百多石,高小毕业,反动。古化南(塘背),二百石,是个老实人。古光禄(塘背),四百石,守财奴,顶好便宜,买小菜都要讲价。他儿子在梅县东山中学毕业,是个莫名其妙的家伙。(以上塘背各古,均古柏同屋人。)古有余(塘背),五百石,开纸行,又卖烟土,又开花会,纵赌。他是个守财奴,不问世事,专门要钱。因他是强房中的弱股,他的亲支大家欺负他,向他要五十就五十,要一百就一百。严锦绣(高头),过去唤万户,做屋做穷了,剩三四百石谷,开了间铺子在公平圩,子孙十几个,不问世事,发财为主,算得个“山老鼠”。严国兴(高头),百多石租的小地主,以做生意为主,公平圩开杂货店,同时贩纸,商家来往扯得通。贝岭、岩下的商人借钱给他,连同他自己的钱,共用掉六七千元,运动省议员,失败,现负债。篁乡区的反动首领之一。严锡柏(高头),二百多石,开了间杂货店在公平圩,不甚反动。(以上兼说了几个小地主,因为他们是著名脚色。) 双桥区:黄庆云(黄田),二百石,不反动。罗守汉(黄沙),二百石,不反动。赵尚钦(腴田),三百石,平远中学毕业,反动。谢友丰(腴田),二百石,不反动。陈德全(留车),二百石,在留车开盐行,反动,二十一纵队把他枪毙了。陈镜日(留车),二百石,不反动。儿子陈继光参加三二五暴动,梅县中学毕业,三二五暴动失败,跑往南洋。陈山牛(留车),赌博鬼,二百石谷,不反动。陈标记(留车族坑),过去是万户,分开三四家。陈标记死了,他的儿子“不子六”有三百石,在留车开水货店,反动首领。陈国才(留车族坑),二百石,梅县中学毕业,反动派。陈吐凤(留车族坑),二百多石,大劣绅,寻乌五虎将之一。“潘(明典)谢(虚左)陈(吐凤)彭(子经)邝(太澜),寻乌五虎将。”“新寻”、“合作”两个新派起来后,老的五虎将就倒台了。陈及潘、彭、邝都是秀才,只谢是毕业生(寻乌简易师范)。廖洪贵(石碣),二百石,开个水货杂货糕饼店在枫山圩,不反动。刘俊福(坵坊),过去称万户,分开了,现有四百石。儿子刘鸿翔,赣南中学毕业,又在北京文化大学读过书,狗屁不通,却十分反动,双桥区反革命首领之一,现还在死守炮楼。刘石福,刘俊福的兄弟,二百多石,过去拿钱办过小学,【缺少答案,请补充】
以下是对寻乌地区地主阶级(含大中地主、小地主)及富农的详细分析材料,结合材料回答相关问题: ### 一、地主阶级分析 #### (一)地主生产与雇工 地主生产目的不在生产方法改良和生产力增进、靠此发财,而是为处理人畜粪草、使雇工不致闲起,择最肥沃地耕十多二十石谷(耕四五十石谷的极少)。多数地主请一个工人,“万户”以上人丁单薄的大地主才请两个工人,雇工除杂事外要耕点田。 #### (二)大中地主的政治思想 大中地主依寻乌状况分三种情形: - **新的**:受资本主义影响多,生活奢华,买洋货,穿破胸装、洋装,热心派子弟进学校或自身毕业于中学,多兼商人,靠近河流、市场,如澄江王菊圆,此类在地主阶级中较少,多在近河流、市场地点。 - **半新不旧的**:赞成一点“新”却批评其坏处,办专制腐败学校、做教育局长(为争权取钱,非“开通民智,振兴教育”),生活介节俭与奢华间,人数在大中地主中占多数(如城区丘伟伍、兼三区潘奕仁、澄江区谢嘉猷),为争领导权而半新不旧(否则领导权会被民权主义派“新学派”夺取),但其经济关系仍封建剥削,革新仅表面。 - **完全封建的**:住山僻地(与河流、市场隔绝),希望恢复科举,属帝制派,生活节制(最多挥光头,部分薙去额发一二寸),如双桥区梅洪馨,此类在大中地主中占少数。 大中地主阶级中新的占10%,半新的占70%,全旧的占20%;新旧还因**地域**(近河流/市场或山僻地)和**年龄**(老年人受旧制度熏染深、行将就木故守旧,少年人受熏染浅、不维新无出路故较不顽固,中年人介二者之间)形成,如大地主“屎缸伯公”顽固,儿子主张办学堂(半新不旧),孙子研究“新学”(如潘作琴英国医科毕业回汕头行医,收入高却仍反革命)。 #### (三)小地主 - **数量与地位**:以地主全数为100,大地主(租五百石以上)占1%,中地主(租二百石以上)占19%,小地主占80%;中地主是全县权力中心,小地主占绝对多数。 - **特点**: - **商业化与革命态度**:做小生意(开小杂货店,贱买贵卖),派子弟进学堂(初等小学全部,高等小学几乎全部,中学十家有三家),接受新文化快,革命要求迫切、活动猛进(如寻乌合作社派“中山中学派”代表小地主,对抗新寻派“青年革命同志会派”——代表中地主反革命)。小地主革命因经济受资本主义侵蚀(破产)和大中地主压榨(派款),破产严重。 - **分类(老税户破落下来的小地主)**: - 年有多余:占地主总数0.96%,反革命(如平民合作社派刘鸿翔、赖世芳、刘瑞标)。 - 年差一年:占22.4%,革命热情高,多参加革命(如潘丽、刘维护、古柏、钟锡瑗、黄余贵、梅汝黄等)。 - 破产更厉害:占8.64%,参加革命(如寻乌实际斗争参与者)。 老税户破落小地主的第二、第三部分多参加革命,合作社社员中很多中学生、高小学生/教员来自这两部分(尤以第二部分为多)。 - **新发户子**:占地主全数48%,由农民力作致富(与老税户破落相反),自己耕种(雇零工多、长工少),租瘦瘠土地,看钱大、吝啬、发财为中心,放高利贷(加五利、捡谷钱、捡油钱、月月加一利等,比大中地主更恶),很少送子弟进学堂,被贫农视为“半地主性的富农”(最恶劣敌人阶级)。 ### 二、富农 另有一种富裕农民,普通说法叫自耕农或中农,实际是富农;前边“半地主性的富农”(新发户子小地主)被贫农视为必打倒的敌人,此类富农的全部出产靠亲自劳动(非剥削他人),但有人主张斗争中不打击他们,理由是无半地主性。【缺少答案,请补充】
寻乌县的地租剥削情况如下: ### 一、见面分割制 见面分割与量租,两种同是寻乌县的收租制度。见面分割是禾熟时地主与农民同往禾田,农民把谷子打下和地主对分,双方各半,地主部分要农民送到他家里。有些地方分割之先,由地主先取一担,这一担不在对分数内,这种多半是肥田。地主的理由是:此田我买来时多费了田价,你佃户耕了省了粪草,若不先取一担,你占便宜太多。但这种办法是很少的,百家之中不过一家。另有一种,是农民先取出些谷子,叫做“撮谷种”,数量是在全数租谷中撮出一撮箕。理由是:秧子打在别人田内,不在你这个地主的田内,打了秧子的那块田,早子没有收,别家地主要受损失,为了补偿佃户亦即补偿别家地主的损失,所以要先撮出一撮箕。当地主自己或派人到场监视分割时,要吃有猪肉有鱼(有些还有鸭子)的午餐。午餐过了,禾分割好了,农民挑了租谷伴同地主或其雇工送去地主家中时,还要加上两个鸡蛋,放在谷子上面一同挑了去,每天都是如此。农民和地主感情好的,送上七八个蛋的也有。 ### 二、量租制 量租制是“早六番四”。平远是对分。为什么要“早六番四”呢?因为早子价较贵,收获量也更多,交租六成才不便宜了佃农;番子价较贱,收获也较少,故交四成。表面上看,早六番四两档扯平,还是五成,实则不然。地主常得五成六,农民只得四成四。因为早子收获量虽多,每十担中地主现已得去六担,农民只剩了四担了。番子则收获量每十担中往往要比早子少二担,只有八担,交去四担租,自己只得四担,合起早子的四担共得八担。地主却共得十担。成为四点四成与五点六成之比。 大暑(旧历六月)割禾,立秋(旧历七月)量租,地主通知农民把租送来。不见送来时,地主自己打个洋遮子,亲自跑到农民家里去催。再不送来,就派工去取。取又取不着,就调了他的田。有些恶地主呢,就告农民的状,捉了农民去坐班房,不过这种恶地主不多就是。原来见面分割占全县百分之四十,量租占百分之六十。近来见面分割的加多,量租的减少,各占百分之五十左右。为什么见面分割的加多起来呢?因为佃户穷的日多,常常一割下禾就没有谷子,地主怕农民收后不量,所以见面分割加多起来。同时农民为怕调田与吃官司,也宁愿见面分割。 ### 三、“禾头根下毛饭吃” “禾头根下毛(没有)饭吃”,说的是刚打下禾交过租就没有饭吃了,这种情形寻乌简直占百分之四十。为什么禾头根下毛饭吃呢?譬如耕了二十担谷田的,量去了十一担多租,剩下八担多。去年过年和今年青黄不接毛饭吃时借过地主谷子两三担,加上加五利,又要还去三担多至四担多。打禾了,要买好东西招扶地主。禾打过了,买上一点油盐,舂上一点米子,立秋刚到,一切都完。这就叫做“禾头根下毛饭吃”,又叫做“一年耕到又阿嗬”。南半县土地斗争中,农民、小孩子普遍地唱了一只歌,那歌唱道: 月光光, 光灼灼。 埃跌苦, 你快乐。 食也毛好食, 着也毛好着。 年年项起做, 总住烂屋壳。 暗婧女子毛钱讨, 害埃穷人样得老。 暗好学堂埃毛份, 有眼当个瞎眼棍。 天呀天, 越思越想越可怜。 事业毛钱做, 年年总耕田。 六月割也就, 田东做贼头。 袋子一大捆, 擎把过街溜。 吗个都唔问, 问谷曾晒就? 穷人一话毛, 放出下马头。 句句讲恶话, 俨然税户头。 唔奈何, 量了一箩又一箩, 量了田租量利谷, 一年耕到又阿嗬! 又阿嗬, 会伤心, 穷兄穷弟爱同心, 穷姊穷妹爱团结, 团结起来当红军, 当到红军杀敌人! 注:“埃”,我。“毛”,没有。“项起做”,继续做。“暗婧女子”,再漂亮女子。“样得老”,怎样得老。“暗好学堂”,再好学堂。“割也就”,刚割完。“做贼头”,很恶之意,如贼头一样恶。“袋子一大捆”,用去收租的。“过街溜”,洋伞。“吗个都唔问”,什么都不问。“放出下马头”,打官腔。“税户头”,大地主。“阿嗬”,没有了之意。“爱同心”,要同心。 ### 四、批田 寻乌地主把田批与农民通通要写“赁字”,没有不写的。五年一小批,七年一大批,是全县普通的赁期。这是东佃间的“规矩”,也就是不成文的法律。只有那种恶地主才敢借故破坏这种法律,三四年或七八年调换佃户。赁字上面写明的是:(一)田眼,写明田的所在及界址。(二)租额,写明见面分割制还是量租制。(三)租的质量,写明要“过风精燥”,不得少欠升斗,如违转批别人。(四)田信,写明每年或每两年交一只鸡公。这种赁字,哪怕少到三担谷田都要写一张。因为若不写赁字,一则怕农民不照额交租,打起官司来无凭据,二则怕年深日久农民吞没地主的田地。赁字只农民写交地主,地主不写交农民。 下面是赁字的一个例: “立赁耕字人邝世明,今来赁到凌贱贵兄手内禾田一处,土名铁寮坝,禾田一大丘,计租六桶。当日三面言定,每年合纳租谷六桶,限至秋冬二次,早六番四,送至家中,过风精燥,交量明白,不得缺少。如有缺少,任田主另批别佃,不敢生端异说。恐口无凭,立赁字为照。 每年信鸡一只。 见人 罗长盛 代笔 谢雨霖民国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立赁耕字人邝世明” ### 五、批头、田信、田东饭 批头分“批头钱”、“批头鸡公”二者。批头钱,每石租普通单批(五年一批叫单批)一毛,双批(十年一批叫双批)二毛,也有三毛的如篁乡等处,均批田时交清。批头鸡公不论批田多少总是一只,也是批田时交。单批转到双批,即五年转到十年,批头钱、批头鸡公一样照交。南半县双批多,如篁乡、双桥区完全没有单批,就是一份田耕几十年的现在也还有,只很少。地主将田批出去后不久卖了与别人时,退还批头钱一部分与农民。北半县单批多,地主卖田时不退批头钱。 田信鸡每年一只,赁字上写明是“鸡公”,因为鸡公(阉鸡)比鸡婆较大,但农民还是送鸡婆的多。赁字上虽说了每年一只,但农民往往两年才送一只。送的时候在冬收后或过年时节。不见送来时,地主常常自己去催。“田信鸡公送了来啊!”“唔曾畜到。先生!等我后圩买到来。”或者说:“毛啊,先生!今年子总要免下子。” 双桥区有田东饭,每年请地主吃一次。别区很少。 ### 六、谷纳、钱纳 送租,全县说来百分之八十送谷子,百分之二十折钱。公堂、神会、庙宇、桥会的租,约有一半是交钱的,因为公堂、神会等佃农亦多半有份,因此佃农常常要照当时市价折钱送去,而把谷子留下备自己食用。这种人多半是兼做小生意的或有猪鸡出卖的,才能得到钱。【缺少答案,请补充】
铁寮坝,禾田一大丘,计租六桶。当日三面言定,每年合纳租谷六桶,限至秋冬二次,早六番四,送至家中,过风精燥,交量明白,不得缺少。如有缺少,任田主另批别佃,不敢生端异说。恐口无凭,立赁字为照。 每年信鸡一只。 见人 罗长盛 代笔 谢雨霖民国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立赁耕字人邝世明” 5.批头、田信、田东饭 批头分“批头钱”、“批头鸡公”二者。批头钱,每石租普通单批(五年一批叫单批)一毛,双批(十年一批叫双批)二毛,也有三毛的如篁乡等处,均批田时交清。批头鸡公不论批田多少总是一只,也是批田时交。单批转到双批,即五年转到十年,批头钱、批头鸡公一样照交。南半县双批多,如篁乡、双桥区完全没有单批,就是一份田耕几十年的现在也还有,只很少。地主将田批出去后不久卖了与别人时,退还批头钱一部分与农民。北半县单批多,地主卖田时不退批头钱。 田信鸡每年一只,赁字上写明是“鸡公”,因为鸡公(阉鸡)比鸡婆较大,但农民还是送鸡婆的多。赁字上虽说了每年一只,但农民往往两年才送一只。送的时候在冬收后或过年时节。不见送来时,地主常常自己去催。“田信鸡公送了来啊!”“唔曾畜到。先生!等我后圩买到来。”或者说:“毛啊,先生!今年子总要免下子。” 双桥区有田东饭,每年请地主吃一次。别区很少。 6.谷纳、钱纳 送租,全县说来百分之八十送谷子,百分之二十折钱。公堂、神会、庙宇、桥会的租,约有一半是交钱的,因为公堂、神会等佃农亦多半有份,因此佃农常常要照当时市价折钱送去,而把谷子留下备自己食用。这种人多半是兼做小生意的或有猪鸡出卖的,才能得到钱。 那些豪绅把持的公堂、神会,为了有利他们的侵蚀(候谷价高时钱卖得多),便强迫农民交谷上仓,农民亦无可奈何。同一理由,地主田租总是交谷而不准农民交钱,只有离田庄很远的地主才有准许折钱的。 7.铁租、非铁租 非铁租占全县百分之八十,水旱天灾,面议减少,但每石租只减少一斗到二斗。遇大灾害收成大减时,请了地主看过了,有谷(“有”,当地音胖,有谷,无米之谷)也要分一点去。铁租是在赁字上载明“半荒无减”,在全县占百分之二十。但实际上农民实行得少,仍然是请了地主看过,精有照分(精谷就是好谷)。 8.“要衫裤着去捞” 许多的农民把租交过,把债还清,就没有饭吃了。地主们收了那些租不肯出卖。过年了,农民急于得点谷子,地主把谷放出一部分,但不是卖而是借。因为借谷的利息是半年加五(早前的利率是“钱加三谷加四”,近来谷息加四的少了,大多数都是加五),比卖的味道更多。地主卖谷是要到四五月间青黄不接时候,那时价钱抬得更高,但他还要三歪四摆。 农民走到地主家里向地主道:“先生,食了朝?” 地主:“唔,系哟!” 农民然后慢慢地话到籴谷:“您的谷,埃来籴两斗子。” 地主:“毛……啊!自己都唔够食。” 农民:“好哩哪!您都毛谷,河坝里水都毛流!搭帮下子,让斗子给埃,等稳就要做到来食啊!” 地主:“好,你十分话紧了,埃的口食谷都让点子把你,你肯不肯出这多价钱呢?” 农民:“先生,莫这样贵,算减点子给埃!” 价钱如了地主的意了,然后把谷子粜与农民。 有个传遍全县的故事:篁乡地主刘福郎,是个著名刻薄的人,青黄不接时候,他把有谷掺进精谷里发粜。有一天,有个农民到他家里籴谷子,他叫他的媳妇和女儿道:“要衫裤子着就要去捞!”农民们把他这句话传了出去,就成了全县闻名的大笑话。为什么这句话会成笑话呢?因为寻乌习惯,女子偷人叫“捞”,把有谷掺进精谷去也叫做“捞”。他当着农民不好明说把有谷掺进精谷,一个不留心,对他的媳妇和女儿说出那句好笑的话来,就成了流传至今的典故。 9.劳役 劳役制度全县都没有了。地主有紧急事如婚丧等类,也常常求佃户替他做事。地主带耕一点田地,农忙时候,也常常求佃户替他做工。但通通是出工钱的。 10.土地买卖 据知事公署粮柜上当雇员的刘亮凡说,民国十四年全县把田出卖的有六百家(买田的不足六百家,因为有一家买几契田的),以全县三万家计(十二万人,每四人为一家),每五十家中有一家破产。至于典当,更多于卖绝,每百家有五家把田典出(典进的每百家有二家,因一家有典进几契田的)。即是寻乌近年每年有百分之二的人家破产,有百分之五的人家半破产。 田</think>【缺少答案,请补充】
以下是关于寻乌县社会经济情况的调查材料: 一、卖儿卖女 卖儿卖女的契约(过继帖)只有卖主写给买主,买主不写文件给卖主。媒人(中人)多的有四五个,都要“水扣钱”(抽卖价的百分之五);房族戚友临场有多到十几个的,都要“画押钱”(归买主出),亲房及强梁者(多半是绅士)画押钱更多(十多元到二十元),普通房族戚友每人一元以内。奶子(被卖的孩子)年龄有三四岁、七八岁、十三四岁的,买卖时由媒人背送到买主家,父母痛哭流泪,甚至夫妻打架,旁人也多有流泪的。刘昌育卖奶子,其侄儿刘亮凡流泪;李大顺所在的黄沙村有五家卖奶子,一家卖往广东平远县八尺地方(因价钱更高,二三百元),四五岁的幼年奶子卖价更高(易“养得疼”),八九岁、十多岁的卖价低(不易带得亲、易跑掉);梅治平所在的蓝田村,其叔父梅宏波卖了三个奶子(一个往南洋、一个在家、一个卖往平远);附近暗径村贫农梅传华七个奶子卖出五个。刘、李、梅三位所在村子卖儿子的事较多,全县每百家人家有十家卖过儿子,刘亮凡见过和听过的卖儿子事件有上百起。普通总是卖儿子,卖妻卖女的不经见。卖了儿子后,债主会急急讨账,因怕钱被用掉无法还债。旧的社会关系是吃人关系。 二、打会 打会的目的是互相扶助(如娶媳妇、做生意、埋葬、还账等),但月子会、隔年会、四季会因标利很重,变成剥削农民。打会的人(会头)多是中农阶级及小商人,富农不消打会,极贫的贫农邀不到会,只有半自耕农、佃农中有牛力农具者、自耕农、市镇上较活动无破产危险的小商人能邀到会。会的种类有长年会、半年会、月子会、四季会、隔年会五种,长年会六人六年完满,头会“没本盖利”,利息逐年减轻;半年会采取标息制度,每半年标一次,人数八个起码。 三、税捐剥削 1. 钱粮: (1) 地丁:全县一千四百二十四两,每两还正税大洋三元,附税二角四分,原本是米,折成忙银再折大洋,每石谷田完大洋二分,相传安远典史杨霄远曾上书请求减轻田赋,获皇帝批准,故安远、寻乌两县田赋较他处为轻,地主富农每年完粮时会祭杨霄远。 (2) 官租:篁乡全区、三标区一部分、城区有“官田”,政府收官租不收地丁,共计九百四十多两,较地丁贵八九倍,每石谷田完小洋二毛。官田来源:明朝篁乡叶楷与皇帝作对,被剿平后田地充公(官田),禁止买卖,只能“顶退”;三标官田来历与篁乡相同;城区官田因有人犯法被没收田地。 (3) 合计:地丁、官租合计银二千三百六十余两,每两折三元二角四分大洋,约七千六百四十余元,因沙冲水破、逃亡孤绝、贫苦拖欠,每年两成收不到,实际收六千一百十二元左右。 (4) 苦甚:田赋每年六千一百余元,县署用款(行政、司法、监所、人犯囚粮、慈善经费等)每年须一万余元,不足远甚,故县官勾结豪绅压榨贫民,烟、酒、屠宰等税归省政府,县署只能指挥田赋一项。 (5) 陋规:县署钱粮经征柜有银水(每块钱吃半毛至一毛,全年吃银水三百多元)、过割礼(每户二毛,全年六百户得一百二十元)、填写礼(每张二毛,与过割礼同)、券票礼(每张小洋三分,全年二千张得六十元),知事新到任,粮柜主任要送“点规”(二十元至三十元),还有过节礼(端午、过年)送知事和财政科长,耗费出自陋规。 (6) 管钱粮的:寻乌县有刘士辉、刘梅芳、黄少堂三人管钱粮,民国以来世袭,红军到城后都挟着粮册跑掉。 2. 烟酒印花税:每月小洋各六十元,共百二十元,商人承包,在北门内设税局,除县城外,每月往十六个圩场收税,每个小酒摊、小杂货店卖黄烟都要抽税,包商多是赣州人,每月包税百二十元,实收二百元,赚八十元,税局用局丁二名、火夫一名。 3. 屠宰税:每月八十元税额,实收百五十余元,赚七十余元,设局,局丁一名、火夫一名,局丁帮局长出外收税,包商是赣州人,只能收到圩场有定案的屠户,乡下人家杀猪实际收不到税。 4. 护商捐:地方捐,叫“百货捐”,用于国民党经费、靖卫团经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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