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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当时所谓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的说法,毛泽东强调:“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他一再主张,无论人与人、政党与政党还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是以一方为中心的,“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否则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在他看来,文化活动中的这种“平等心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化传播的成效。毛泽东特别强调,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一穷二白”的底子也使其暂时不可能迅速改变相对落后的面貌,因此“在我们自己方面,对外宣传不要夸大。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谦虚谨慎,把尾巴夹紧一些”。他称赞《中国建设》“用事实说话”的做法,指示“对外宣传就应该这样”。“大跃进”时期,对外文化工作中一度出现了“浮夸风”。为此,《中共中央关于在对外关系中切实纠正骄傲现象的指示》中指出,“在一切对外往来、对外宣传、对外接触中,都必须提倡实事求是的作风,坚决纠正浮夸和轻率的现象”,对外宣传必须有根据有分析,“宁可做得多说得多,决不要做得少说得多。凡是没有把握办到的事和还处于研究和试验阶段的事,一律不要对外宣传”;当然,也要“反对民族自卑感,决不容许对于我们自己正确的东方发生任何动摇”。总之,既要客观介绍新中国和中国文化,反对浮夸作风;又要坚定文化自信,反对民族文化虚无论。 (摘编自罗耀《毛泽东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初步探索》) 材料二: 当前,从世界范围看,中国文化走出国门的最大障碍就是西方国家鼓吹的“中国威胁论”。这一错误言论的出现,使其他一些不了解中国的国家开始产生质疑,这些质疑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因此,当务之急就是改变这种质疑。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因此,要想打破西方文化霸权形象,消除文化隔阂,就需要我们加快提升国家软实力,着实推动国际文化传播与交流。全球化发展势不可挡,我国应该持续保持对外开放状态,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我国文化必会和其他文化发生碰撞和交流,在此基础上要注重保持国家文化安全,始终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着重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同时提升抵御文化霸权主义的能力。 应对文化霸权主义需要提高我国国际话语权,话语权问题关乎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面对这个问题,我国应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遵循国际交往原则,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向世界展示中国文明大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同时,还要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发展道路,向世界各国表达和谐发展的善意,主动担负起负责任大国的职责,阐释合作共赢的想法,赢得其他国家的信任和支持。不断加快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扩大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文化的力量是巨大的,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通过我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不断交流和磨合,向世界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有利于打破国际上某些国家对中国的偏见,为我国抵御文化霸权主义,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更多发展机会。 (摘编自许婕、李瑞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现实挑战与优化对策》)【缺少答案,请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