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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巴尔的摩事件
巴尔的摩在美国科学界是一位风云人物。他是纽约洛克菲勒大学的校长,一位杰出的分子生物学家。他因发现逆转录酶能将核糖核酸逆向转录为脱氧核糖核酸(RNA→DNA)而获诺贝尔奖。
1981年,科学家们发现,小鼠的生殖细胞在导入外源的大鼠照鼠要大上2倍,被称为“超级鼠”。转基因鼠的出现为基因表达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空间。正在从事抗体基因研究的巴尔的摩立即抓住了这一时机。他敏锐地想到:如果将含恒定元件a的外源基因导入小鼠的生殖细胞,小鼠内源基因的重排是否会效仿外源基因,也产生含有元件a的基因?要证实设想,必须做血清学的测试鉴别,即对转基因小鼠用放射方法进行鉴别。巴尔的摩把这一鉴别任务交给了他的得意助手,麻省理工学院教授T·伊玛尼茜·嘉莉,还给她配上了强大的研究阵容。1985年5月,嘉莉不负众望,取得了预期成果:小鼠的内源基因确实会效仿外来的重链基因。1986年4月,巴尔的摩和嘉莉在《细胞》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在含重排MU重链基因的转基因小鼠中内源免疫球蛋白基因表达模式的改变》的实验论文,这个发现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在论文提供的大量数据、完整的程序和事实的记录面前,人们无法怀疑这一实验结果。
一个月后,巴尔的摩实验室的一位博士后M·欧图勒在仔细读了长达17页实验记录后,发现与论文不符。论文中提到的一些关键性的实验,在实验记录中根本找不到。论文有造假嫌疑!于是她向塔夫茨大学当局汇报了这一情况。学校调查组的调查结论是:论文记录虽有“小小的错误”,但并没有造假。欧图勒不服,告到了国家卫生研究院。国家卫生研究院对此事展开正式调查,结果还是:论文没有造假。
在此期间,欧图勒处处受压。权威的《科学》、《自然》、《细胞》等杂志都拒绝刊登批判文章。最后,官司打到了国会。1988年5月,国会调查分组委员召开了听证会。而巴尔的摩在《致同事》的公开信中声称完全没必要进行调查,他可以保证特里萨·嘉莉的人品。他以为,以他在科学界的声誉和权威,可以让调查中止。他指责调查人员费特尔、丁吉勒、等斯图尔特人,说他们毫无根据地干涉科学问题。他甚至以言语相要挟,声称这是一 场“悲剧性的调查”,认为“外行是不可能评价科学的”。由于事态并没有像他预料的那样,他不得不刊登更正文章,但他指出,修正并不会减弱论文结论的可信度。巴尔的摩的言行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为捍卫科学纯洁性的可怜的“小人物”欧图勒受尽折磨和冷落,在巴尔的摩荣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时,她被解雇了。
美国国会和联邦经济情报局的调查结果最终显示:实验的日期与嘉莉的记录不一致,她是用截取日期转贴到日期记录纸带上的方法来造假。这一发现使嘉莉名声扫地。
直到这时,巴尔的摩才不得不承认自己为嘉莉辩护的错误,并向欧图勒公开道歉。这就是“美国科学史上最令人伤心的悲剧”——巴尔的摩事件。
问题:根据巴尔的摩事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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