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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历史地理学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禹贡》。这篇托名大禹的著作实际产生在战国后期。《禹贡》虽以记载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后的地理状况为主,但也包含了对以往地理现象的追溯,含有历史地理学的成分。 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对见于典籍记载的重要地理要素,包括古国、历史政区、地名、河流、山岭、古迹等都做了记载和简要考证,并不局限于西汉一朝。作者班固比较充分地利用已有的地理记载和地理研究成果,使得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初具雏形。同样,成书于公元6世纪的《水经注》也从传世的数百种地理著作中搜集整理了大量史料,并做了深入的考证和研究。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能知道先秦的某一个地名在现在的什么地方,能知道秦汉以降的疆域范围,能够大致了解黄河早期的几次改道,都离不开这两种著作。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兴衰、疆域的盈缩、政区的分合和地名的更改不断发生;黄河下游及其支流的频繁决溢改道又经常引起有关地区地貌及水系的变迁,给社会生活带来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古代繁荣的文化使这些变化大多得到了及时而详尽的记载,但由于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和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已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随意涉足,因而产生了一门专门学问——沿革地理。 沿革地理研究的内容关系到国计民生,也是治学的基础,例如历史地名的注释和考证、历代疆域和政区的变迁、黄河等水道的变迁,特别是与儒家经典和传统正史的理解有关的地理名称和地理知识,都被看成是治学的基本功。沿革地理的成就在清代中期达到高峰,很多乾嘉学者致力于此。 但是沿革地理并不等于历史地理学,二者不仅有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区别。就研究内容而言,前者主要是疆域政区、地名和水道的变迁,后者却涉及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就研究的性质而言,前者一般只是对现象的描述和复原,很少涉及变化的原因,后者则不仅要复原各种以往的地理现象,而且要寻找它们变化发展的原因,探索背后的规律。由于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很迟,加上我国缺乏全面系统的科学基础,中国沿革地理虽然早已成为专门学问,却一直未形成新的学科。历史地理学则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是现代地理学的一部分。 显然,历史地理学形成和发展的-个决定因素是现代地理学的建立,中国到20世纪初叶才逐渐具备这一条件。中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是3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由顾颉刚等发起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及其主办的《禹贡》半月刊,起初仍以研究和发展沿革地理为宗旨。1935年,《禹贡》开始以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中国历史地理)作为刊物的英语名称,这说明禹贡学会的学者们已经受到现代地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将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的历史地理学转化的愿望。新中国成立后,对学科发展满怀热情的学者及时指出了沿革地理的局限性,一些大学的历史系以历史地理学取代了沿革地理。到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已经颇具规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地理学者继承和发扬沿革地理注重文献考证的传统,充分运用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的科学原理,引入先进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不断开拓新的学科分支,扩大研究领域,在历史地图编绘、行政区划史、人口史、区域文化地理、环境变迁、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和整理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有的已居国际领先地位。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在整体上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标着这门具有悠久传统的学科迎来了一个向现代化全面迈进的新阶段。 (摘编自葛剑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 材料二: 历史地理学在以空间为研究对象的地理学的庞大家族中,具有独特性,即空间过程和时间过程相结合。英国近代地理学创建人麦金德,主张地理学者应当尝试重建过去的地理,如果不是这样,地理学就只是当代现象的描述,只有加上时间的尺度,才能考察变化的过程,并显示出今日地理只不过是一系列阶段的最新一个阶段。 历史地理学把空间和时间结合起来的特征,体现了发生学原理的应用,意味着对地理事物和地理现象的空间关系的研究,要从产生、形成、演变的过程来探寻其规律,这是近现代科学的重要特征。而地理环境的演变往往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过程,如长江三峡、黄土高原、长江三角洲等地貌的形成和演变,时间之漫长达到十万至数千万年;我国许多城市的兴起距今已有1000年,而像武汉如从原始部落聚居算起,距今已达4000~5000年,从原始城址的出现算起距今也有3100~3600年。这种形成的演变过程,只有全面系统地进行观察和研究,才能探寻出规律性的内容。有了客观的规律,方能预测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摘编自刘盛佳《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缺少答案,请补充】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下面小题。 北京的“大”与“深” 以外地人前后居京近二十年,感触最深的,是北京的大。每次出差回来,无论出北京站奔长安街,还是乘车过机场路,都会顿觉呼吸顺畅。“顺畅”本应是空间印象,却由复杂的文化感受作了底子。日本鹤见祐辅有一篇《北京的魅力》,其中说,若是旅行者于“看过雄浑的都市和皇城之后”,去“凝视那皇城之于此的几百万北京人的生活与感情”,会由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发现“日本人所难以企及的‘大’和‘深’在”。 外国观光客如何感觉北京姑置不论,来自人口稠密的江南城镇而又略具历史知识的本国旅游者,他们所感到的北京的大,多少应当由元明清三代帝都的那种皇城气象而来。初进北京,你会觉得马路广场无不大,甚至感到过于空阔,大而无当,大得近于浪费。由天安门下穿过故宫,则像是走过了极长的一段历史。于是你又由“大”中感到了“深”。 久住北京,已习惯于其阔大,所感的大,也渐渐地偏于“内在”。似乎是汪曾祺,于香港街头见老人提鸟笼,竟有点神思恍惚,因这种情景像是只宜在北京见到。无论世事有怎样的变幻,护城河边,无大都的土城一带,大小公园里,以至闹市区马路边人行道上,都会有老人提着鸟笼悠悠然而过,并无寂寞之色,倒是常有自得其乐的安详宁静。老派北京人即以这安详宁静的神情风度,与北京的“大”和谐。大,即能包容。也因大,无所损益,也就不在细小处计较。北京的大,北京人的人气,多少应缘于此的吧。跻身学界,对于北京城中学界这一角的大,更有会心。北京学界的大,也不只因了能作大题目大文章发大议论,凭借“中心”的优势而着眼处大,人才荟萃而气象阔大;更因其富于包容,较之别处更能接纳后进。哲学家任继愈写北大的大,引蔡元培语“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说“北大的‘大’,不是校舍恢宏,而是学术气度广大”。北大的大,也因北京的大。当年蔡元培先生的治校原则,或许最能代表北京的一种文化精神。 至于其“深”,天然的是一种内在境界,非具备相应的知识并有体会时的细心,即不能领略。天下的帝都,大致都在形胜之地。龚自珍写京畿一带的形势,说“畿辅千山五长雄,太行一臂超起东”;还说“太行一脉走鲲蜿,莽莽畿西虎气蹲”。见惯了大山巨岭,会以为如北京西山者不便是“山”,但这一带山却给京城气象平添了森严。居住城中,瓦舍明窗,但见“西山有时渺然隔云汉外,有时苍然堕几榻前”。于薄暮时分,华灯初上,独立苍茫,遥望远山,是不能不有世事沧桑之感的。即使你无意于作悠远之想,走在马路上,时见飞檐雕梁的楼宇、红漆金钉的大门,也会不期然地想到古城所拥有的历史纵深。直到此时,你还未走进胡同,看那些个精致的四合院和拥塞不堪的大小杂院。胡同人家是北京文化的保存者。四合院是一种人生境界,有形呈现的人生境界,生动地展示着北京市民的安分、平和,彼此间的有限依和有节制的呼应。老舍《四世同堂》中的英国人来还其对中国式家庭关系层次的印象:“在这奇怪的一家子里,似乎每个人都忠于他的时代,同时又不激烈的拒绝别人的时代,他们把不同的时代糅到了一块,像用许多味药揉成的一个药丸似的。他们都顺从着历史,同时又似乎抗拒着历史。他们各有各的文化,而又彼此宽容,彼此体谅,他们都往前走又像都往后退。”这种关系结构,推而广之即至街坊、邻里。“四世同堂”是胡同里老辈人的理想,包含其中的“和合”也被用以构造胡同秩序。厚积于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中的文化,是理解、描述中国历史的重要材料。不但故宫、天安门,而且那些幸运地保存下来的每一座普通民居,都是实物历史,是凝结于砖石的历史文化。你在没有走进这些胡同人家之前,关于北京文化的理解,是不甚言深的。 就这样,你漫步于北京街头,在胡同深处谛听了市声,因融和的人情、亲切的人语而有“如归”之感。或许你有时会为古城景观的破坏而慨叹不已,但仍能发现古城犹在的活力。北京是与时俱进的。这古城毕竟不是一个大古董,专为了供外人的鉴赏。即使胡同人家又何尝一味宁静——燕赵毕竟是慷慨悲歌之地! 旧时的文人偏爱这古城的黄昏,以为北京最宜这样的一种情调。士大夫气十足的现代文人还偏爱北京的冬天,郁达夫的《北平的四季》认为“北方生活的伟大幽闲,也只有在冬季,使人感受得最彻底”,这自然多半因了士大夫的“有闲”。今天的人们,或许更乐于享用生气勃勃激情涌动的北京之春。他们也会醉心于金秋十月:北方天地之高旷,空气的净爽,于一声清亮[注]的鸽哨中尤令人感得真切。北京是总让人有所期待的,她也总不负期待,因而你不妨一来再来。写到这里,发现自己早已是一副东道主的口吻。我有时的确将北京视同乡土了。静夜中,倾听着这大城重浊有力的呼吸,我一再地想到明天,破晓后的那个日子:那个日子将给人们带来些什么? (取材于赵园的同名散文) [注] 浏亮:明朗清晰。【缺少答案,请补充】
阅读下面作品,完成下面小题。 心灵的呼吸 音乐,在我的童年生活里,是沉重而苍凉的存在。许多真挚而朴实的响器的演奏和歌声,强烈地感染了我,像土地、阳光、露珠、微风那样地真实。我觉得人世间的确有一些美好的声音使你无法忘却,它渗透了你的生命,它沉重如种子落在你的心上,永远留在那里,生了根。 父亲屋里的墙上,挂着一管竹箫,我只听他吹过一次。一个秋天的黄昏,我已近十岁光景,父亲独自到房顶上,背靠着细雨,手拄着箫。我坐在房顶的一个角落,离父亲好远,我的心灵感到一片空茫,隐隐地感觉父亲是孤独而哀伤的。天渐渐地暗黑下来,父亲的面孔已经模糊不清。我不是听见,是感觉到了有一种很轻弱的、跟夜雾融成一气的声音,幽幽地,静穆地,一缕一丝地降落到我的心上。吹的什么曲调,我不知道,是从来未听过的声音。那箫声仿佛是从父亲深奥的体腔内部流泄出来的,像黑暗中的小溪流,你不用心去感觉,就什么也听不到。父亲什么时候不吹了,我不知道,我们谁也看不见谁,互相没有说一句话。箫不吹了,但那个由声音显示的情境还在,人和箫都不愿意分离。我觉得箫声是很神秘的,箫是接通心灵与遥远世界的通道,就像微细的血管与心脏相通那样相依为命的关系。回想起来,我当年学着写诗,就是想找一管接通遥远世界的箫,或与箫相似的让心灵能呼吸的气管。 箫,只属于我父亲个人,他只为自己吹,不要听众。笙和管子,父亲经常吹,不是独自吹,是跟村里的“自乐班”的人一块儿,总是在黄昏以后吹。深秋农闲以后,他们几乎天天在村里的广场上吹奏,全村人都能听到。演奏的声音,如当空月亮,照遍了每个角落。 父亲有两船笙,一船是黄铜的,从我能记事时起,它就摆在父亲的桌上,竖立的竹管如张开的翅膀,我觉得它很好看,知道它能发出奇异的声音,就更对它生出崇敬的感情。我十岁以后,父亲置买了一船白铜的,他特别珍爱这白铜的。父亲用白铜的笙吹,我得到他的允许,怀抱着黄铜的笙坐在一边学着吹。父亲在家里偶然对我说过几句:指头按眼,不能按得太死,声音都憋死了,音调要像呼吸那么自然才好,呼吸是随曲调的命脉而呼吸。我从父亲吹笙前严肃的准备动作和神情,开始向他学习,他瘦削的双手端着笙座,嘴唇跟笙的嘴一旦【缺少答案,请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