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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幸福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生活状态。早在我国先秦时期,孔子、老子、孟子、墨子等就对幸福做了大量论述,形成了深刻的幸福观。2000多年来,先秦诸子的幸福观被许多中国人奉为立身准则和处世圭臬。今天,先秦诸子的幸福观对我们认识什么是幸福、怎样实现幸福仍然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不沉溺于物质享受,追求精神快乐。先秦诸子认为,物质财富对幸福来说并非不重要,但相比较而言,精神快乐更是幸福所必需的。因此,他们主张对物质财富、生死寿夭、贵贱达穷、外在环境持淡泊态度,应该更加注重心灵的知足,关注那些符合人之本性、来自内心的幸福。老子认为,“知足之足,常足矣”,淡泊名利、顺性无为才是幸福的最高境界。孔子认为,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名他对安贫乐道的弟子高度赞赏。孟子认为,人生幸福的真谛是“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庄子认为,幸福并非享乐的感觉,而是心灵的顿悟与超越,“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在先秦诸子看来,真正认清了幸福的本质、领略了精神的高贵,就不会沉溺于物质享受,而会自觉修身行道。今天,这些观点对于丰富人的心灵世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将自身幸福与他人幸福、社会福祉结合起来考量。《礼记·大学》明确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个人发展放在“平天下”这样一个宏阔的视野里来看待。孟子提出“与民同乐”的幸福观,强调幸福的“共同性”。荀子认为,“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E人事就支规个棱幸福,“尽制”就具心利TT 秦族士能人项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强调与别 … 为社会谋福利。老子认 献才能体现自己的平福。鼻子认为,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是与别人分享快乐可以使自己更快乐,为别起来的幸福观对 发私形散播于全社会。这种反对自私自利、主张将自身幸,实现幸福的根本途径是起的幸福观,对当下社会形成和弘扬正确的幸福观具有重要意义 来,一个人即使生,计以责任担当为幸福。孟子主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他 主见。只有这样,才有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幸福。先秦许多思想家始终以心中的幸福标准要求自己,即使时变不济、屡遭困顿也不改志向,而是坚忍不拔地去努力实现自己的抱负,因为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天下百姓的幸运。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正因为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他们才会苦读圣贤之书,深究经世济民之道,积极为百姓的幸福谋利解难,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尽职尽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为天下人幸福勇于担当、奉献的责任意识,在今天仍值得大力传承与弘扬。 (摘编自林徽因《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 (摘编自《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探寻幸福真谛》) 材料二:在我国公众持有的各种幸福观中,有两种十分流行。 一种可称之为资源占有幸福观,它把幸福等同于占有资源(金钱、财富、权力等等),认为占有的社会资源越多越幸福。另一种把幸福看作是感性欲望(物质欲望)的满足,以为感性欲望越是得到满足、获得的享受越多越是幸福。这种物质享受幸福观比前一种幸福观更为流行,为更多的人所奉行 资源占有幸福观和物质享受幸福观都是偏颇的幸福观,已经导致和可能导致人生与社会问题。资源占有幸福观最大的问题是会导致人生异化,即将作为幸福条件的占有资源当作了幸福本身,并受控于占有欲,从而损害人生和社会。占有一定的资源是人生幸福的必要条件,但它只是幸福的条件而不是幸福本身。 一旦将资源占有当作人生目的加以追求,当作幸福本身,那么占有欲望就会不断膨胀,最后充斥整个心灵,人不再是自己的生活的主人,而成为不断膨胀的贪欲的奴隶 物质享受幸福观的问题不在于追求物质享受,而在于仅局限于此而忽视了人的其他需要的满足,这容易导致心理问题。人的需要或欲望有不同的层次,物质需要是人的最低层次的需要。除此之外,人还有情感和需要、社会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等。所有这些需要都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心理才能平衡与和谐,否则就会产生心理问题,甚至会患上抑郁症之类的心理疾病。把物质欲望的满足作为唯一追求,必然会导致这样的恶性循环:欲望得不到满足会感到痛苦、郁闷、愤懑,得到满足又会感到无聊,于是又会求更多、更强烈的欲望的满足,如此循环往复,直至心灵不能承受欲望之重。 如果我们不能将幸福理解为社会资源的占有或物质欲望的满足,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幸福呢?或者说,幸福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能通过努力奋斗逐步使其人性闪耀善和美的光辉,人格完善而高尚,个性获得健康而丰富的发展,生活充满乐趣、充满创意和充满魅力、显然,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状态就是人的幸福状态。 摘编自江畅《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幸福观》【缺少答案,请补充】
材料一: 所谓“物质变精神”。就是在实践过程中,外部客观物质的东西反映到主观意识中来,形成主观的如思想、理论、方针、政策等东西。所谓“精神变物质”,就是将实践中业已形成的方针、政策、理论、方案等观念性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指导群众实践,从而转化成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力量。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从认识的过程来看,表现为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过程;从实践和认识的关系来看,表现为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从干部的领导实践过程来看,表现为制定和贯彻路线、方针、政策,不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 毛泽东认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过程,并不是任意的过程,实践在这个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物质可以变精神,但是正确的思想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中固有的,“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精神可以变物质,“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从客观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只有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总之,毛泽东强调了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 (摘编自樊瑞平,张心立《毛泽东倡导对干部进行认识论教育——重读<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每次大挫折,都是唯心论盛行的结果。共产党早期的干部像陈独秀等,革命信仰都很坚定,但最大的问题是脱离实际,结果给党带来1927年的大挫折。开始以为,只要听苏联的就肯定能取得胜利,后来才知道盲从他国经验,脱离中国实际是要掉脑袋的。中国共产党第一堂学到东西的党课是谁上的?是共产党的对立面将介石在1927年给上的。敌人是最好的教师,沙场是最好的课堂。你正儿八经给他讲,他听不进去,一流血,什么都学会了。那一次将介石逼得共产党人抛弃了陈独秀“绘画绣花”式的革命,脱了西服,拿起枪上了山。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逻辑就这样展开了。 开展武装斗争,刚刚打开一点局面,王明又带着斯大林的圣旨来了。李德、博古等人听不进长期坚持实际斗争的同志们的意见,将用于欧洲平原的坚守阵地决战的战法用于中国东南山地,最后把根据地丢了个干净。红军大转移开始时,他们还是死守他们那一套办法,结果损失惨重。当时你说他,他不听,很多人也不敢怀疑他。为什么?人家是“权成”,王明曾受到斯大林单独召见。后来的张国焘更厉害,他受到过列宁的接见,而且据他自己说是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中唯一见过列宁的人。这些人牌子都很硬,文凭也很高,但一打仗就不行。长征路上打得赢就是硬道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最后实践的权威打倒了观念的权威,到陕北后,我们党明白了,马列主义的原理要跟中国实际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实际结合,这是不断付出血的代价才明白的道理。不流血谁也不承认自己是错的。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 当时,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灯塔,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大家都是坚定的革命者,自觉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但问题是唯心主义是不能带领革命走向胜利的。当时许多在领导岗位的人缺乏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更缺乏历史自觉和道路自信。为此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邓小平后来称,这篇文章写得好。我认为,它就好在这篇文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论打倒了曾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盛行的打着“马克思主义”幌子的唯心论。毛泽东认为:中国的问题需要听听中国同志的意见。对世界革命的贡献取决于中国革命取得的胜利。制定方针政策必须以中国革命的利益为最高原则,不能机械地服从其他国家的革命经验。这是毛泽东和教条主义者争论的一个焦点。教条主义本质上就是唯心主义。 延安整风期间,全党充分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对中国革命的意义,在此基础上,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反过来想,如果没有长征及其路途上经历的生死实践的检验,这些共识的形成是很难想象的。 所以说,毛泽东思想来自血的教训,这不是从书本和课堂里就能学来的。毛泽东说,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昨天不是从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掉下来的,今天也不是从华盛顿的白宫掉下来的,它是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产生的。不这样,与长征一样,还是要流血,要亡党亡国的。 (摘编自张文木《我们赢在哪里?赢在人才!》,《北京日报》) 材料三: 社会实践是人们有计划、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主观之于客观的活动,经过社会实践检验所证明了的真理,具有不依赖于人,不依赖于人类,不依赖于人类的客观性,即不论什么人,只要是他思想,理论在实践中达到了预想的目的,实现了主观与客观的一致,就是真理性认识,相反便是谬误。但在现实生活中,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往往与“某些领导人的某些意志”“某些书本中的某些原理”“某些权威人士的某战作论”发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要把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认识路线坚持下去,就应该遵照实践是检验真理标些的“唯一性”和“此外再无别的”而“只能是”的“绝对性”要求,坚持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情况出发,检、修正他们的那些错误意志、言论和丰富、发展书本上写的不成熟不完备的原理。“不唯上”“不唯”“要唯实”是中国共产党人所信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书及其他一切真正科学知识的生命力所在。所以说,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社会实践,是既公正又无情的,由它所赋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真理的客观性,是与阶级真理,权力真理,权威真理等一切形式的主观真理论不相容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摘编自唐梅芳《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学习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缺少答案,请补充】